日志
家兄与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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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我从未见过父母盘弄乐器。只是小时常听父亲唱京戏，诸如宇宙锋、霸王别姬、四郎探母等，我至今还留着一些父亲爱听的京剧唱片。母亲除了会唱爱听这些京戏外，也常常唱三四十年代的老歌，比如天涯歌女、好一朵茉莉花、桃花江。母亲九十多岁，我们还买了收放机和耳机，用U盘拷了精典京剧让她听。
我的大哥长我十多岁，不知他啥时学了京胡。他有时下班回来，或遇上星期天，只要父亲兴致好，他们俩就会合一下。父亲大声唱着，大哥拉着，有板有眼，有时也惹得父亲同事来凑上一把热闹。
京胡的样子很乡土气，一个细小的竹筒上蒙了一块小蛇皮，连接了一根竹竿和两个旋扭把手，加上一把细竹子做的弓，弓上拴着马尾，黑的或白的。那时的胡琴上用的弦还不是钢丝做的，用的是羊肠子做的弦，调弦的时候，极容易绷断。小的时候，我不太喜欢这土玩艺儿，它像个一碰就尖叫的婴儿，弓和弦稍一摩擦，就发出刺耳的“嘎吱”声响。直到前不久，结识了一位一级京胡操琴师，我才对这玩艺肃然起敬起来。
大哥拉琴的时候，总是端坐好，在腿上放上一块布，把琴放在膝盖上，然后在弓上反复用松香擦抹，单独拉时总觉得声音涩且忧伤，为人伴奏的时候，那种和声便好听起来，京韵味儿也就传了出来。拉完了，大哥把蛇皮正中的“马”移到边上的时候，那松香摩擦出来的白粉，像秋霜一样落满了这把琴的琴身、淹没了那块布。
二哥身体好，少年时候就长得高大，孔武有力，因此经常打架闯祸，父母拿他没办法，一个叔叔把他带到一个矿山当学徒，那时，他十三岁。他偶尔回来，除了给我们一毛两毛零钱外，也会带回一把棕黑色的檀木二胡。这把二胡的材质好，琴杆上雕刻着一颗龙头，蒙着的琴筒的蛇皮是蟒蛇皮，花纹有王者之气。矿山上并没有老师，可渐渐地，他的二胡拉得越来越好。文革开始后，他参加了矿山的宣传队，时不时又拿着黑管和小提琴回家演奏。他手上活计好，他经常用鱼皮、鱼骨头熬骨胶，找些马尾，用来修理京胡、二胡、提琴的弓。
他回来的时候，总会讲点乐理知识，比如固定调、首调、五线谱，也手把手教过我拉小提琴。那时他一回来，就会悠着他拉江河水、二泉映月，也知道了阿炳、刘天华。
不久，他意外地从矿山调回省城，进了省京剧团，说是“工农兵要登上舞台”。此后四五年间他就在剧团里当伴奏，随着名角儿关肃霜四处去演榜样戏，这段时间他的二胡水平大大提高。再后来，形势有些变化，剧团开始请“工农兵”们下舞台，他可以留下，但他说了一句：“戏子不好处！”之后，他去了一个大制药企业，被派去德国引进了一条生产线。后来，他成了这家企业的首席电工，业余依然玩他的二胡、小提琴和大提琴。现在去他家，我依然要他用二胡或小提琴拉那些老曲子。
三哥是老高三，有点才气。上高中时候，他学会了敲着两块小铜板说山东快书，也学会了吹笛子。每次从学校回来，他就教我们破竹子，从竹腔里找笛膜，有时找不到就去晒太阳，晒得沓了皮，撕了那层皮做笛膜，那笛子的声音好像要好听些。我比较喜欢听他吹快速短促的调，比如《扬鞭催马运粮忙》。
文革期间，他去景颇山上当了知青。后来，德宏军分区要招一批兵，说要有特长，有人推荐说他会打蓝球、会画画、字写得好、会玩乐器，于是他就当上了兵。部队是个大熔炉，他在高中的基础上似乎方方面面都有了提高，提琴、二胡、扬琴、手风琴，成了个万金油。
退休以后，他网络起部队的战友，建起一个规模不小的乐队，每周二四都要在公园里演出，聚会了近百人。我去看过，他们居然像交响乐团那样，有总谱和指挥，各个声部一应俱全。一大群老兵，有将军、有司令、有战士，他们演奏着、唱着，也还乐陶陶。他们还买了演出服，为社会服务去了。
三哥的家堆满了各色乐器，键盘有雅玛哈、手风琴，弦乐有大小提琴、二胡、京胡，弹拨乐有吉它、阮，打击乐有鼓和扬琴，塞得家里满满当当。前不久，他又去河南买了一把坠胡回来，说是可以模拟人的讲话和各种动物的叫声。鼓捣了一久，他的坠胡也真的拉出了道道。他爱好、痴迷乐器，从中学到老，一以贯之。
很多年前，我们哥几个，各人拿一把乐器演奏了几支曲子，那时母亲尚在，她听着我们的和乐，开心地笑着，有些欣慰，也有些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