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我深信全人类都是生而为了写一本书”
热度 1 ||
（偏爱记述伤怀童年的作品。奥纳夫·古尔布兰生的《童年与故乡》、儒勒·列那尔的《胡萝卜须》、袁哲生的“倪亚达的故事”……）
采用了第一人称外聚焦叙述的《恶童日记》，乍看清浅实则深邃。封底勒口的作者简介里没有提及作者性别，读过几章后，我查了查，为着证实自己的推测。书中的“恶童”之恶，有童真有温情，虐猫情节和冷峻笔法，让人想到《胡萝卜须》。
写作《胡萝卜须》的儒勒·列那尔先生说：“我明天的句子是：主语、动词和谓语。”写作“恶童三部曲”的雅歌塔·克里斯多夫女士，借主人公之口说：
“我们评定文章好或不好的标准很简单：一切须属真实。我们所描述的是我们所看见的人、事，所听到、所做过的事。
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不能写‘外婆像个巫婆’，却可以写‘大伙儿都叫她老巫婆’。另外我们不能写‘大城市很美’，因为也许我们认为大城市很美，而别人却不这么认为。
同样地，假如我们写‘传令兵很和善’的话，这不一定是真的，因为传令兵很可能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狠毒的一面。所以对于他，我们简单地写着‘传令兵递给我们两条毯子’。
此外我们还写‘我们吃了很多核桃’，这并非表示‘我们喜欢核桃’，因为‘喜欢’这个字眼并不明确，而且不够简明、客观。就如同‘喜欢核桃’和‘喜欢我们的母亲’是两回事：前者意味着令人愉悦的口感，而后者则是一种感觉。
表达情绪的字眼太含糊不清，所以最好避免使用这样的字，而尽量去作事物、人物、自我的描写，也就是忠实地描绘事实。”
这样一来，擦除了叙述者痕迹的克制行文，只管叙述由人物言语和行为构成的一幕幕场景，至于文中人物的对话、动作、语气、声调、表情、服饰等等所意味着的复杂、微妙的深层信息，则交由读者去发现与认识。愿意用点儿心沉潜到字里行间进行体会的读者，方有机会对作品中那些“未定点”或“空白点”做出想象性“还原”。
战争是“恶童三部曲”故事发生的背景，但假如撤去了它，生存及人性的真实也无非打了些折扣地如此着吧？生存的需要，制造着悖论式的选择，比如：
“然而，在我们心里仍旧有一些难忘的话语，母亲以前常唤我们：
‘亲爱的！我的爱！我的宝贝！亲爱的小宝宝！’
每次我们想起这些字眼时，不免热泪盈眶。
这些温柔的话语是该忘记的，因为现在不再有人这么唤我们了，而且回忆是这般沉重的负荷，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于是我们用另外一种练习来让自己忘却。我们说：
‘亲爱的！我的爱！我爱你们……我绝不会离开你们身边……我只喜欢你们……永远……你们是我的所有……”
不断地重复这些话，让这些字眼逐渐丧失它们的意义，这同时也减轻了我们的痛苦。”
一次次地选择、练习与强化后，便有了《恶童日记》的结局，虽令人禁不住有一丢丢心惊，却不得不承认它的合理。
小时候读《胡萝卜须》，同妹妹一道困惑小主人公为什么不明所以便遭受家人冷遇，一路别扭、踉跄着前行。当年的我们还很幼稚，只懂以己度人，不识生活的斑驳，坚信在制造父母子女兄弟手足情之障碍的各类可能因素中，一头红发与满脸雀斑，实在可以忽略不计。而因营养不良发梢泛红的我妹妹，偶尔被唤“胡萝卜须”还会乐滋滋的，因为纯属昵称。
去年还是前年，书店里见到这书新版的徐知免译本，随手翻过，打消了送给Z小度的念头，担心该小同学被编辑把黑板“敲”凌乱了的中心思想归纳所误导，虽然，我可以理解那两段“励志”文对于市场的因应：
“一个叫‘胡萝卜须’的小男孩，满头红发，一脸雀斑。他的家不曾给他任何温暖，有的只是母亲的捉弄、爸爸的冷漠、哥哥的欺负、姐姐的取笑。为了获得关注和认可，胡萝卜须做了很多蠢事，好笑又令人心酸。随着成长，他渐渐明白，只有独立才能挽回自尊，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怀着希望，勇敢面对成长。
一个渴望爱却得不到爱的孩子，一个个让人边笑边流泪的故事。如果读童话会使人善良，那么在不如意甚至感到整个世界都在背弃你时，看看胡萝卜须，请记得不要有恨，你还有你自己。”
（《童年与故乡》，[挪威]古尔布兰生 著、绘，吴朗西 译，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
胡萝卜须的不幸，在于他来自一个机能不全的家庭——
家庭成员的情绪不稳。想想当妈的勒皮克太太那多少次前后不一吧。
家庭中父母角色缺失。想想当爹的勒皮克先生如何高调地例举耶稣基督手脚被钉上钉子却毫无怨言，以回复小儿子诉说自己腿部生疮之苦痛烦恼的来信吧。
家庭成员之间没有良好边界。想想胡萝卜须因为在孩童游戏中一句“不开玩笑，我将来真要跟你结婚的”，就被姐姐打小报告，被妈妈扬起荆枝教训吧。
家庭成员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虐待和暴力。想想勒皮克夫妇间如何以小儿子作为联接线，而这个小儿子一直以来又是如何自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那里遭遇到种种吧。
这世上，唯有为人父母可以无证上岗？
胡萝卜须的“幸运”，在于他独自的拥有——
有一位和他在一起时“挺对味儿”的教父。他会告诉他：“虫子并不脏。虫子是世界上最干净的东西。它们只吃泥土，要是人把它压碎，它们也不过又还原为泥土罢了。我啊，我吃虫子都行。”
有一颗敏感于自然律动之心。整篇《风暴中的树叶》特别集中地讲了这一点，行文风格在全书里，属一个例外。
于是，在先天的基因之外，在宿命的家庭环境之外，因“教父”这样的人际微环境的影响，更因为人的那个最重要的、完全属于自己的自我的作用，满怀梦想地凝视过“那棵高高的白杨树最上面的一簇树叶”的胡萝卜须，“（小玛蒂尔德）她这一身打扮可真像个头簪橙花的新嫁娘。她有着缓和一切生命痛苦的一些什么吧”，被列那尔难得地用评说方式道出了其潜意识的胡萝卜须，完全拥有塑造自身人格的可能。
儒勒·列那尔的“原生家庭”有性情粗暴、好挖苦人的父亲，有信仰虔诚、待人严苛、喜欢对子女动用体罚手段的母亲，还有甚得父母偏爱的一兄一姊，作为老幺的他则自幼动辄得咎，挨打成为家常便饭。如此说来，“胡萝卜须”的原型即作家本人。成年后的他，取材故乡农村生活，写下了隽永的《胡萝卜须》《自然记事》等。现实生活中，他疼爱自己的一双儿女，徐知免先生翻译时专门对《胡萝卜须》的题献“——给方泰克和芭伊”进行了补充说明：“作者把这本书题赠给他的儿子方泰克和女儿芭伊。”嗯，历经困厄而自愈、超越的“胡萝卜须”，最终决定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这决定与兑现里有着千山万水，一句“你还有你自己”的提示，单薄并难说虚妄了。
成为作家，对儒勒·列那尔可能意味着什么？“恶童三部曲”第二部《二人证据》里，书店老板维多有这么一段话：“我只有五十岁，如果戒烟戒酒，或是先戒酒再戒烟，都还可以写几本书。几本，哦，不，也许只有一本书。路卡斯，我深信全人类都是生而为了写一本书，而不是为了其他任何事物。一本才华洋溢或一本平凡不过的书，都没关系，但是什么都不写的人就是个迷失生命的人，他只是在这块土地上经过，却未曾留下任何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