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松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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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高温无雨，让人想起松桂。“松桂”这地名，后来我才意识到大约也是汉字记下的音节，彝语或白语，初听到时，只心里嘀咕“名不副实呀”。
过了20岁，人明显感觉时间开始大步流星继而狂奔、冲刺。一种解释是，20岁时，一年尚且占你一生的1/20，40岁时，便不过1/40了。昆明到保山的车程六个多钟头，不算短，但十来年后回想那次途中的听闻，长度恍然溢出了钟面、沙漏的计时。
车行一阵，邻座侧脸来打招呼，嗬，人长得真精神！他问我可是假期返乡，我忘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条规则，直言相告是去看看滇西抗战遗迹。对方普通话不带方音，我问：“您呢？”
他说回家。又补充一句“回父母家”。
“哦，您老家保山。”
“是大理。”他更正，说保山是他爹妈退休后迁去随他二哥生活的地方。
“哦。”因为不擅长跟人攀谈，以为用这个语气词差不多就给这段对话煞了尾，却不想画下的更像一个冒号，接下来，有了邻座男士——四十岁上下吧——讲述的故事。
大理松桂，他在云南呆得最久的地方。那以前，随爹妈在临沧的忙怀行医，又被短暂寄养在大理剑川外婆家；那之后，是到下关、北京念书，大学毕业，分配到杭州。我对云南的地理不甚了了，落实过“松桂”二字写法，又得知它地处鹤庆境内，那里据说泉潭众多，以为定然一派山清水秀，邻座的先生却笑起来，说那里“干旱贫瘠”。
言语施展魔力，明明一个萍水相逢者在讲他私人记忆、经验，却有了我这边厢不知不觉间生出的亲切、酸楚及感佩，因为那些原本渐渐归于沉默、遗忘的人和事，通过叙说（乃至重构），一一成了令人可触的生命。
现在我搜索了一下“大理松桂”，在“茶马古道”骑行者们的镜头和记述里，迥异于当年的听说，也不奇怪——几年光景便足以让田畴成沧海，加之路过者与居留者，视点各有不同。
勤于仰头去看缀在苍穹的星斗，因为星芒清凉人的目光也清凉人的身体。黄昏里，昔日的少年沿公路走，那是大丽高速开通前大理至丽江的公路，干燥、发硌，往来的车，轮子纷纷把灰白尘土碾得腾起来，两公里外就望得见。余晖给扬尘染了色，早上、正午、下午时分伴着灰白飘荡的那股腥涩气息仿佛就淡了些。经过褐黄的民居土坯墙，经过包谷地、荆棘丛，抵达干涸的大片河床，那里，躺满了发白的卵石……迄今还记得当日邻座男士的两个比喻，他说那些大大小小的卵石，如同被噎住了的句子，偶尔几处水洼，是逃逸开来的念头。这样的话，若换做在相熟的人之间，说出来或许不够自然，还是得陌生人，文学化的方言表达，才不显别扭。
那些曾经的注视和倾听里，弥散和流动着什么，我并无把握自己体会到了多少，只是任由耳朵的引领，尾随而返二十多年前的松桂。
稻田和菜地稀稀拉拉，当地并非务农的人家，粮油、蔬果、茶叶和白酒多打外地来。外地，要么是朝南一个钟头车程外的大理坝子，要么是往北隔着一串丘陵的XX坝子（刚查了查，应当是“金墩坝子”），要么，另一些比它们更远的地方。在云南，不乏松桂这样的地方，既不在高山上，也不属于江河、溪流冲积成的坝子，植被少，土壤不涵养水分，雨季的降临，除掉翻出新的黄土，并没带来什么。
这样的地方，人口聚得有限，土著乡民外，有一部分公派来的行政人员和更少量的自异乡跑来讨生活的小买卖人。干旱制造着疏离，干旱把人变成一个个不够真切的幻影，幻影跟幻影之间，其他小地方所热衷的借以打发日子的飞短流长被省掉了，或许这样有助于保存气力？
听到这里，我擅自给“松桂”的关键词在“干旱贫瘠”之外添上一个“寂寥”。
街天，山民们背了蔬菜、水果、禽蛋下山换取生活必须品，如果是夏季，他们的背篓、提箩里还会有大朵大朵的鸡枞一类。那样的日子，周围几个镇子的流动商贩必嗡了来，商品售卖外，也镶牙、看相、拍照……热闹归热闹，“幻影”之感却未得到稀释，反而，男人们中山装的阴丹蓝掺杂了少数民族女性服饰的大红大紫，尘土的腥气中掺杂了烟酒的味道以及汗臭，再加上水果开始腐败的腻甜，“幻影”之感被从视觉延伸到嗅觉，人无论身处其间还是从旁观看，都会发现一切在惨白日光中汇作无根的花，妖冶，怪异。
当晚，“幻影”之感在延续。山民中的年轻人并不急着回家，而到野地里对起歌来，有的举着火把，有的手捏电筒。我对大理民歌的认识只停留在《弥渡山歌》《小河淌水》和《大理三月好风光》三首，禁不住插嘴：“那些歌咯好听？不对不对，我呢意思是那些歌唱哪样唻？它们呢旋律，大概有些哪样特点？”“唱呢内容？虽然那些山民绝大多数白族，我完全听不懂。我自己不讲白语，但爹妈平日讲呢，还有剑川那边讲呢，都能听懂。内容，肯定是赞美对方、标榜自己，反正就是男女间呢示好、调情这些。旋律呢特点？我也说不好，调子起呢都相当高，旋律很单调，说实话，一点儿都不好听，甚至是难听。”他继续，讲对歌对过一阵子，便有一双双人悄悄离了群，往夜色浓重的角落忙俩人间的事情，说到这里，他“注脚”了一句：“好像越扯越远了？”，轻笑起来，带点点不好意思。我正听得入神，赶紧道：“不远！不远！少数民族呢好些习俗、禁忌是跟我们不一样，可以理解。”说完，发现失了口，因为对方也是少数民族。
深夜，半梦半醒间听到远方突兀传来一两句或两三句声响，算是歌唱还是哀嚎？他说总是不等他反应过来，那声音就散干净了。也许，谁因为始终没有遇到可心之人而幽怨？也许，谁和谁因为不得不离别在伤悲？
他说他从来没想过跟在镇上卫生院工作的爹妈或自家大哥或别的哪个人讨论一下那几声动静，其实，所有的见闻和经历，从小到大，他只接受、承受。有些好奇，自己琢磨琢磨，有了答案，却无从核实合还是不合；有些好奇，琢磨不通，也就过去了；还有些，想过要琢磨，一转身，竟忘了。“你听过齐秦有首《狼》嘛？过些年我听着《狼》，突然就想起来那几声动静。”他又说。
我记不得《狼》的歌词，却重重“嗯”了一声，“嗯”的是自己几乎一式一样的表现，从小时候直至现在——对知识以外的问题，书本里若寻不见答案，便不太会找人说起，觉得认真得并无必要，觉得那会占了别人时间精力，更主要还是一向没有谈论的意识和习惯。
街天次日，一户户松桂人家门口泥地上留下的垃圾，明晃晃在大太阳下，是昨天那些“幻影”确实存在过的证据。
邻座先生问我云南话里表示“倔强”的“gǔ”这个词怎么写，我愣了楞，问：“不会是‘锣鼓’呢‘鼓’吧？”
“‘锣鼓’呢‘鼓’？”被这么一“回音壁”，我心虚起来，因为从没想过方言词语写得出来。
大约我的心虚形于了色，他连忙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写，但自作主张把这个“gǔ”理解成“古人”“古风”那个“古”，因为跟倔强比起来，有些变通、圆融其实轻浮了。我来不及辨析这话，一心想的是“又有故事可听了。”。
邻座先生说松桂是他二哥从没呆过的地方。
自幼被寄养在外婆家的二哥，回到临沧父母身边已近中考，在白族地区生活久了，汉语说得不太流畅，加上对汉地人们出自善意或恶意的狡黠不解、不适，一路以被家人忽略了的踉跄在云县的一中捱到高考，落榜后，辗转进了同县城有些距离的一家油库。期间，原本在山区卫生所工作的父母调动到大理松桂，考虑到频繁转学的影响，三兄弟里独留下二哥一人在云县念书。油库工作的乏味与周边环境的荒凉，使二哥变得抽烟喝酒无节制，也迷上了看书。
邻座先生说他一直不确定当年二哥是否瞥见了他面对二哥爱不释手的那册理论书，嘴角泛起的讪笑，无论二哥察觉到没有，他都为自己的表情以及表情背后的心思负疚。那时他已到北京读大学，假期专门绕去临沧看望二哥，对二哥沾染了烟酒并且瘾还不轻感到不悦——它们被当医生的父亲视为恶习，理解环境使然已是后来的事情。当发现二哥醉心的哲学是机械、简单的“主义”，他劝过两句，见无效，便作罢，恨铁不成钢倒是真的。他说他内疚的，还有许多年里会不时把二哥亲身攒下的那些笑话真当成笑话拿出来笑。就是那些笑话，为二哥换来“gǔ”这样的评价，日后想起，它们无一不是二哥独自摸索着“社会化”那个过程中的磕碰、伤痛。在一个人这里理所应当习得、学会的东西，在另一个人那里，未必就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哪怕他和他一母同胞。分辨时会无助、应对时会乏力的二哥，何尝不是期待通过“主义”“哲学”来把握世界、确定自己的位置呢？
邻座先生第二次面露不好意思，他说如果那时候他不是陷在一段单相思里，本该好好地关心二哥，那样的话……
时隔多年，已记不清在曾经的聆听中，哪些时刻我用回应或插话使得对方的讲述发生了旁逸斜出。捡印象深的几处记在下面：
一是关于松桂的吃的。邻座先生提到有道“香椿拌豆腐”，他说其他地方可能也有这菜，虽然他只在松桂吃到。日后我尝试用内酯豆腐和板豆腐分别充当食材，拌出两种不同风味。
二是关于临沧的吃的。记住的，是澜沧江的“二黄”——江里盛产的黄面瓜鱼，江边疯长的黄藨。
邻座先生的描述让人对那鱼不禁神往——大脑壳，圆身子，长长的鳍加上锋利的牙，食小鱼，体格可观者重达上百斤。所谓“黄面瓜”，也就是我们一般喊的“老南瓜”，是对这种大鱼肉色金黄、肉质细嫩的生动命名。我的神往，主要缘于黄面瓜鱼除去脊骨和肋骨再没有细刺，便于家父品尝。有思茅籍的朋友捎了两条来，每条一公斤多。自己试着做，鱼肉本身的鲜美，掩盖了厨艺的一般，直到甘甜的汤被喝得一干二净，才后悔居然忘了提前留出一碗凝成鱼冻——胶质丰富是黄面瓜鱼一大特色，据说它们中的有些外皮厚达两公分。
黄藨，本是云南各地、中国多处都有的绿色零嘴，但邻座先生说独澜沧江那一带的最好吃，果实蜜甜，入口即化。采摘也有讲究，一需要避开枝条上的刺，偏偏刺最多处果实最大最为集中；二是黄藨成熟时恰逢与之互生的飞机草扬花，下手时千万千万要小心翼翼，一旦摇动了飞机草，腥臭的花一飞，那丛黄藨也便完蛋了。采摘时稍有不慎，必吃同伴大大白眼。有这故事在前，再见到黄藨时，我便会下意识去留心它们附近有无飞机草。
三是关于邻座先生的专业。听他追忆清晰、有致，笔录下来直接就是一篇佳作，我故意排除了“中文”地猜，第三回终于蒙对——物理。“么咯当过赵峥先生呢学生？”
这问题显然让他有点儿吃惊，我解释：“我妹子，你们念呢是同一所大学，她很崇敬赵老师，家书首提过好几坎。”
他说赵老师主攻天体物理，他曾选过老师的“物理学史”和“广义相对论”两门课。又问我妹妹哪一年入的学。
“毒鱼”这种捕捞方式也是邻座先生告诉的，所谓“毒”，其实是麻醉，上游的人向河里倾倒用核桃果外壳捣成的汁液，下游的人便直接捞取晕过去的鱼，随后，协作者们再聚到一处分配成果。后来我把“毒鱼”写进杜撰的文字，没忘在《后记》里向讲给来听的人言谢。
我们在保山客运站作别，我还要继续往腾冲，邻座赠我一瓶“绿箭”，说翻高黎贡山时可以嚼。我收下，本想留他一个电话号码或电子邮箱，到底没说出口。
回到那位二哥的生活轨迹——
试图摆脱困境的二哥，奋发考上了临沧教育学院，毕业分到大理喜州一所中学教语文，单位所在地，距蝴蝶泉不远的小镇周城。二哥算是回到了广义的故土。
随后是迅速的恋爱、结婚、生子，儿子患病夭折后，又有了一个女儿，女儿没有多大，二哥离了婚，孩子由前妻抚养。一切，发生在四五年里。邻座先生说他二哥同那位前二嫂后来都一直单身，偶尔他也会猜，在那段短暂的婚姻里发生了什么，怎样地影响了两个人。
那时我刚读完麦克尤恩一部《在切瑟尔海滩上》，写难与人言的尴尬、人性天生的局促、陡转无常的命运，也记得儿时在工厂家属区灯光球场边听过的几桩匪夷所思，心想或许小说家们可以向邻座先生解释多种可能，而真正的答案，恐怕非常简单，独属二哥和他前妻的简单。
辞了教职的二哥尾父亲学了医，又考了资格、开了诊所，诊所开在保山，那里也便成了父母后来的落脚之地。有人操心二哥的婚事，屡屡热心牵线，都没能符合二哥“对路”的标准。邻座先生说：“把我二哥要呢‘对路’翻译成‘有共同语言’，好像也不准确。哪样才叫‘对路’，我问过，但他只笑笑，不兴解释。”他又说，二哥的女儿转眼快二十了，不喜欢读书，初中毕业就开始做事，总不太顺利，二哥待她的那份耐心，一般家长做不到，可能因为家庭破裂想给孩子某种补偿，也因为不希望孩子重复自己长久努力适应却不能的状况。
“我又能给二哥些哪样？”邻座先生喃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