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车站等了一天，可是父亲没来

　　2003年9月中旬，父亲从哥哥的诊所打来电话，电话是哥哥帮父亲拨的，哥哥说父亲得了眼病，我问他很重吗?他说还没查清病因。接着，父亲和我讲话，父亲说，三天前早上起床，感到左眼下角被什么东西遮了一块，随后，这块东西在他眼睛里像一座山似的越长越高，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叫父亲赶快来昆明检查，他答应了。第二天，我在车站等了一天，可他没来，我打电话给哥哥，他说父亲和我打过电话后，到县人民医院做过检查，听父亲从医院回来说，父亲得的是眼球肿瘤或视网膜脱落中的一种。现在还没确定，医生开了中药，父亲就回家去了。

　　第二天，我又打电话给哥哥，刚好父亲在那里。父亲说他昨天用药后，已经看得见一点点了，我还是要求他上昆明来检查，但父亲却要再用几天药，看看视力恢复的情况才决定是否来昆明。父亲是个意志较坚强的人，而哥哥是个外科医生，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心里对父亲眼病的紧张也只是希望从单位早些抽出空来，回家看看他，带他来昆明治疗。但我始终没空，只能通过电话了解父亲眼病的情况，而他告诉我的消息却是病情一天比一天好转，我内心的紧张也因此变得一天比一天平静。

　　10月7日清晨，父亲来电，说眼睛又一点都看不见了，他决定今天就来昆明，叫我掌握好时间去车站接他。下午5点，我和姐姐到了西苑汽车客运站，8点钟，未见父亲，就在我和姐姐各自暴露出惊慌的脸孔时，父亲又打来电话，说已经到了新闻中心门口。原来，父亲没买到班车票，他是坐火车来的。我们找到他的时候，父亲坐在路边的花台上，那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大背包就摆在他的身旁。霓虹灯下，我们叫了几声，他才看清我们。

　　父亲的背包很重，里面是今年的新米和一只我们爱吃的火腿。姐姐拎了一下，没有挪动，就忍不住地哭了，父亲很吃力地提起背包，被我接了过去，他不让我背，怕我挣着。

　　回到住处，从表面上看，丝毫看不出父亲得了眼病的痕迹。只是姐姐让我蒙着父亲的右眼，她在父亲左眼前做一些动作，父亲竟什么也看不见。

　　第二天，到昆明眼科医院，找到了我们心里最信赖的医生张煜晨教授，他为父亲做了大约半小时的检查，结果他告诉我们父亲的视网膜脱了，要很快做手术。父亲在旁边听到这个消息，眼泪就快流了出来，他叫我们到外面等他。在外面，我们听到父亲问张教授：“不做手术可以吗?”张教授说：“除做手术，别无选择。”父亲说，手术他不想做了，他说这两个孩子都没成家，这么多年，家里没什么支持他们的，全凭他们在外面闯，他们的生活够累的了。父亲不想再给我们增添压力。张教授说：“不做手术不行，不做手术，眼睛会变形的，病魔会恶化。”这时，我和姐姐忍不住走进去，问张教授到什么地方做手术，他给我们写了一张字条，当天，我们把父亲送进了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眼科病房。

　　父亲在医院里的思想变动很大，平时，无论做什么事，只要父亲决定了，就不会有过多的顾虑。可这次，他总是牵挂母亲。他经常给母亲打电话，询问母亲的身体情况，但一直将做手术的事瞒着母亲，他对母亲说，医生说他的眼病只是有点炎症，没什么大碍，消消炎就好了，他住在我那里，每天到医院打消炎针，要耽搁些时间才能回到母亲身边，要母亲少做农活，多保重身体。

　　10月10日，是父亲做手术的时间，由于父亲从没住过院，第一次住院就要面对手术，我和姐姐都怕父亲紧张而担心。头天就一直守在父亲身边给他做思想上的准备，但父亲好像知道我和姐姐的想法，曾几次对我们说：“我还没做手术，生活还能自理，你们别老守着我，耽误了工作。到做手术时，我会配合好医生的。”可我和姐姐还是守在了父亲身边。

　　傍晚，哥哥从老家打来电话，说母亲病了，头部剧烈疼痛，他不能来照顾父亲，需很快回到母亲身边。听到这个消息，父亲就忍不住地哭了，我是第一次看到父亲哭，感觉母亲像是早已得了一种什么病似的，只是父亲、母亲和哥哥一直在瞒着我。我问父亲：母亲是不是已早得了什么病。父亲说没有，只是母亲的身体一向虚弱，他怕母亲忍受不了。

　　父亲和母亲间的感情是根深蒂固的，记得父亲告诉母亲他在接受医生治疗时，母亲也常在电话那头明显地使我们感觉到她在流泪。她常对父亲说：“家里有我呢!你要放心治病，我会照顾自己。”而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对母亲的牵挂也总是不断。

　　晚上，父亲被医生再次送进了观察室，20多分钟后，医生说，父亲的眼里有炎症，手术时间只能往后移。

　　10月13日，下午3时，父亲被医生送进了手术室，手术很成功，9天后便出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