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后期,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某机关工作。“机关”一词,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在长期的社会约定俗成中,“机关”已经成了某种面目威严的行政机构的代名词。
一个朋友开玩笑说:机关后面最容易搭配的词是“枪”。机关枪——容易让人产生震慑和恐惧的感觉。事实的确如此,那个年代,要是有人问你在何单位供职?你根本不用说出具体名称,只要说在机关,如前面再贯之于“国家”二字,那就很令人肃然起敬了。
我在的那个机关,级别不是太高,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将王“之气是存有的。机关大门口,虽不至于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但不经过严格的查问和登记,一般人是不容易混进去的。
记得当年我有一个特别率性的朋友,带着一个白胡子白头发的外国老头来找我,因怕那些繁琐的登记,索性打电话叫我出来,而她和白胡子老头则一边一个坐在大门口的台阶上,像极了两只生动的石狮子,很是让人津津乐道了一段时间。
顺着蜿蜒的楼梯往上爬,我在三楼就职。楼道里所有的房间都是清一色的正方体盒子,雷同得早已让人丧失了记忆。但搁置于走廊尽头那部黑乎乎的电话,却历久弥坚的留存在脑海里。
那是一部非常老式的电话,底座墩实、厚重,到上部突兀的伸出一根细细的叉子,放着一个类似杠铃的话筒,宛若一个雄性的背部托着一个纤弱的女子。整个形状就如同我喜爱的非洲木雕:简捷、明快,直击生命的本质。
呈圆形状镶在底座的拨号盘,设有从0到9十个圆洞,每次打电话,要把手指头戳进去转一圈,才算拨了一个数字,总共要戳五次,才能拨完一个号码。幸好那时的电话号码只是五位数,否则对一个身体长得胖、指头又粗壮的人来说,要拨通一个电话,是颇费点气力的。
当时在机关,电话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一层楼上,大约就有二三间办公室装有电话,有二三个人拥有坐在办公室接电话的权利,门口不用挂什么牌子,你就能知道那是领导的办公室。其他的人,就共用走廊尽头这部老式的公用电话。
那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多的是书信往来或到家里亲自拜访。电话不普及,很金贵,就像药引子,所以大家对此格外敏感。只要电话铃声一响,所有正在上班的人,就象野外听到风吹草动的兔子,警觉地支愣起耳朵,专心地听会叫到谁的名字。
这种情形下接电话是绝对没有什么隐私可言的,一般对方若是因公事打来,接电话的人中气就特别足,嗓门故意放得很大,生怕别人没有听到,对一些诸如“办什么事”“陪某某人吃饭”“几点开会”等关键性的语句,是要重复好几遍才放下电话的。
而如果是私事,接电话的人就明显的放低声音,甚至是窃窃私语,让一直竖着耳朵的大家马上会产生一种“被排斥,不被尊重,此人有见不得人的事”等先入为主的印象。
有个别实在控制不住好奇心的人,会装出上厕所的样子,从接电话的人身边来回走两转。这时,本来正讲得兴致勃勃的某君,会马上转移话题,前言不搭后语起来,让听电话的对方一头雾水。几台正在进行的恋情未能修成正果,也许和这不是没有一点关系。
当时在离公用电话不远的一间办公室里,有一个热心肠大嗓门的大姐大,铃声一响,她绝对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第一个冲到电话机面前,扯起嗓门就直呼其名。分贝之大,不旦整层楼能听见,甚至上层或下层楼都可能听见。
所以某某一天接了几个电话,某某电话最多,所有人都是一目了然的。甚至某某今天有没有在岗,某某大约在几点钟擅自离开办公室,也是可以通过接不接电话来考证的。
无形中,电话成了考核一个人的一种尺码。一般刚刚分到机关的年轻人,不暗世事,朋友又多,自然名字被叫的颖率要高些,那么过一段时间,肯定是要被领导找去谈话的,理由是影响不好、耽误工作。
这对于那些正处于动脉软化,血流通畅,青春勃发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件很压抑的事。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减少交往,要么就是给领导一个不严格要求自己的感觉。
几年啊,仅仅几年的功夫,先是家里可以安装住宅电话,然后是传呼机、手机、小灵通、手机等等的普及,人们通话实现了最大的方便和自由。许多单位不仅每间办公室有电话,有的甚至一间办公室有几部电话,电话已不再是什么稀奇物。
一度手机曾让拥有者摆谱了一阵子,可后来也不行了,一个人同时拥有几样通讯工具是常有的事。时尚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变更,过去做梦都想不到的东西,在普及之后,让人司空见惯。
但不管怎样,这些通訉工具的普及,让人们最大限度地拥有了隐私权:常常一间办公室里,若有人在小声的打电话,其他的人为表示自己的清白,会主动的走出去,或者自己也干脆大声地和张三,李四打起电话来。
更有甚者,如果同一间办公室里有人的手机响起来,而这人又刚好不在办公室,那么这种时候,不管她的手机是放在桌上还是摆在包里,别人是千万不可去接的,否则轻者是不懂事,重者则是有偷窥癖。
这种时候,任铃声响得万箭穿心,任打电话的对方也许是有要去救火这样的急事,别人也只有手拿一本书专注地看着,或端坐电脑前,我自巍然不动。这样的彼此尊重,有一种冷冷的空气流动其间。这种时候,我总会有点怀念那个响彻整个楼道的大姐大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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