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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武斗的暗黑记忆

2016-1-22 15:00| 发布者: admin| 查看: 953| 评论: 1|原作者: 果溜溜

摘要: 小辉家住在家属楼临街一面的三楼,斜对面隔着马路就是汽车总站,那里是当地炮派的大本营。一天晚上,小辉的妈妈点着蜡烛去关窗帘,小辉因为胆小,一直拉着妈妈的衣角,小尾巴一样形影相随。就在这时,一声冷枪响起, ...
有关武斗的暗黑记忆


武斗开始的时候,我刚满四岁。后来知道,这座小城,当年还是全省武斗的重灾区,惨烈程度仅次于省城。

局势是慢慢紧张起来的。

记得我家住的平房,窗外数十米远的地方有一道矮墙,墙的那边,是小城当地的一家单位,和父亲他们单位属于不同的派别——父亲他们是“八·二三”,对方则是什么“炮派”。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两派之间产生了摩擦,不时发生斗殴流血事件。

一天下午,父亲忽然紧张地回到家里,说对面单位的人有枪了,随时可能向这边进攻!

父亲小心翼翼、躲躲藏藏地拉上窗帘,然后掀开一条缝,让我和哥哥往外看--果然,墙的另一边,有些人在来回巡逻走动,他们的手上、肩上,影影绰绰可以看到枪支。

本来我们不紧张的,可是父亲的紧张让全家都紧张起来。

父亲翻出一块破旧的塑料布(平时用来铺在床沿边的那种),在桌子下铺好,然后让姥姥带着我和哥哥躲在桌下,靠墙坐着;而他和母亲,则整个下午都猫在屋里,轻言轻语地说话,轻手轻脚地走动,到后来甚至切菜、做饭时都小心翼翼地尽量不发出大的声音……这一幕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那天,我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埋下了恐惧的阴影。


从大院到小城,武斗很快就蔓延开来。不管白天黑夜,随时都能听到高音喇叭声,呐喊声,以及尖利的、划过天空的枪声。

有一天,我们奇怪地发现父亲在做弹弓!那时我们还小,从来没有自己的弹弓,所以对院里有弹弓的小朋友一直是羡慕,嫉妒,不敢恨。而这天,父亲会不会是突然良心发现,在给我和哥哥做弹弓当玩具呢?我们也不敢问他,只是眼巴巴地守在旁边看着。我们后来当然失望了。父亲一共做了两把弹弓,一把自己用,另一把给了一个叔叔。

那两把弹弓,是他们参加“战斗”的武器。

那些日子,我们经常看到院里的大人手持钢管、棍棒,少数人拿着枪,有的还戴着钢盔,情绪激动地呼喊着“保卫”、“打倒”的口号,在院子的大门口冲进冲出,与对手做着殊死搏斗。有时,他们会凶狠地押回几个俘虏,一路拳打脚踢,然后关进大楼里;有时,他们又慌乱地抬着受伤的战友跑回来,一路嘈嘈嚷嚷地呼喊着医务室的医生……

记得有一次,大院失守,很多头戴钢盔的“炮派”攻了进来,包围了办公大楼的几个出口。院里的叔叔阿姨们坚守在楼里,用桌椅什么的堵住了各道门。他们不时从二楼到四楼的窗口伸出头来,向下扔出石块、砖头等杂物,打击着楼下的对手。他们还在顶楼架起了高音喇叭(现在分析,他们当时使用的电源应该是汽车蓄电池,因为那时的小城,电力中断了好长时间),放出最大音量,轰炸般地播放着“最高指示”、革命歌曲和各种口号。在那些口号中,有一句特别朗朗上口,所以我直到今天都记得清清楚楚:

“八·二三不倒!四·二零,就是好!气死老保保!”

对了,“四·二零”是小城当地的一个派别,和“八·二三”是同盟;“老保保”即保皇派,也就是当时的“炮派”。


那时的小城,除了身边的嘈杂声、不时划过天空的枪声外,平时唯一听得到的,就是高音喇叭声了。

城里的几大派别都有自己的高音喇叭,一到白天就不停地播放,似乎都想在音量上、气势上压倒对方,而播放的内容却都大同小异,无非是语录、歌曲和口号。

《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歌,在这里就不用提了。当时的语录歌非常盛行,貌似很多毛泽东和林彪的语录都谱了曲,然后通过高音喇叭传送到我们的耳朵里。我自己虽然只是个学龄前儿童,但是经过高音喇叭超长时间的疲劳轰炸,居然不知不觉间记住甚至学会了很多自己都不理解的歌曲——多年以后,和几个酒友在半醺状态下唱起文革时期的老歌,才惊觉到这种洗脑方式的恐怖!

说起超短的语录歌,排在第一的肯定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另一首应该是这样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还有一首林彪的题词,听起来就像絮絮叨叨的口语:“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做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搞好思想革命化。”

后来有段时间,喇叭里经常重复播放几首过去的老歌,比如《毕业歌》、《大路歌》、《工农革命歌》、《大刀进行曲》,等等。当然现在知道,这些老歌都是被改了歌词的。比如聂耳著名的《毕业歌》,原歌词是这样的:“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可是那时我们从高音喇叭里听到的却是这样:“同学们,大家起来,奔向那抗日的前方!听吧!抗战的号角已吹响;看吧,战斗的红旗在飘扬。我们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我们誓死保卫祖国的边疆,我们决心把侵略者彻底埋葬!”

特别提一下《大路歌》。同样是聂耳作词的歌曲,歌词也惨遭篡改,成了“工农弟兄一齐奋战,推翻三座大山,填平苦难的深渊。跟着中国共产党,团结战斗到明天”云云。但我重点想说的是这首歌的曲调,男声合唱时特别低沉、缓慢。在当时的氛围下,每当这首歌响起来,我心里就会收紧、害怕,原因不明。

这是相对喧闹的白天。到了晚上,整个大院、整座小城却成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漆黑、寂静而又令人绝望的世界。

城里的电力供应,自武斗开始就完全中断了。当时我最怕的就是天黑,不能出去玩耍,只能静静地坐在家里,坐在黑暗中,发呆。父母偶尔会点一下蜡烛,揿亮一会儿手电筒,那是要找东西。多数时候,家里是漆黑安静得像没有人居住一样。

这就是我童年时度过了一个个夜晚,没有玩具,没有故事,只有无边的黑寂。唯一能打破这种黑寂的,是每晚雷打不动的,来自遥远北京的声音。

每天晚上八点整,我家窗外那个单位的高音喇叭,就会在嘀嘀啵啵的电流和电波嘈杂声中,传来一个无比严肃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时间,今天联播节目的内容主要有……”

是的,那就是无数个黑夜中唯一的声音,提到领袖时饱含深情,说到革命时慷慨激昂,批判敌人时怒火满腔。我虽然听得一知半解,但也觉得有个声音,起码证明这个世界上还有一部分人在正常地活动着,比如广播里的这一男一女,他们就像我身边的巨人,陪伴着我,甚至保护着我,让我不至于那么孤单害怕。

可是,半个小时总是飞快地就过去了,随着一句“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播送完了”,夜空中照例响起《国际歌》的旋律,最后就是一片死寂——正因为如此,童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听到《国际歌》那阴郁的旋律,我就知道死寂马上就要笼罩整个世界,我就条件反射般地感到害怕和无助。

我想,哪怕现在,让我一个人呆在某个漆黑安静的环境里,再次聆听《国际歌》的乐曲,那恐惧的感觉,可能还会回来吧——自童年开始,这种恐惧已经深深印在我的潜意识里了,如蛆附骨,阴魂不散。


忽然有一天,父母和院里的叔叔阿姨们慌慌张张要逃亡了,说是一支名叫“滇挺”的队伍从省城攻到了小城,他们和“炮派”一起,与“八·二三”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制造了“1·16”惨案。后来查阅资料得知,在这次武斗中,双方死亡104人,其中“八·二三”77人,“炮派”27人。从死亡人数上看,“八·二三”惨败。

于是,我的父母,连同他们的“战友”,开始了一次离奇的逃亡,躲到了离小城十来公里的雪山上!

父母逃亡前,把我们兄弟俩和姥姥一起送到了我舅舅家(我舅舅和我父亲一个单位,但是住在城边一座小山上)。舅舅住的地方,我们都叫它“干打垒”,其实那地方没那么简陋,而是几排依山而建的二层红砖房。当时舅舅也逃亡雪山去了,舅母一个人带着我们,包括我的表哥和表弟妹们。

在干打垒的记忆其实也不多,大致是这么几样:一是舅母做的菜味道好香,和家里的完全不同,应该是隔锅香吧;二是有一天晚上,姥姥在黑暗中悄悄塞给我一小块冰糖,还让我别告诉表弟表妹们,那晚上嘴里的糖,好甜;三是有一次听到一个阿姨哭号起来,听别人说,她家养的小鸡被老鹰抓走了一只……

后来舅舅回来了,接我们回大院。回家一看,母亲在家,而父亲却还没回来。

隔了多少天也不知道,这天傍晚,我们正在大院门口玩耍,不知谁突然说起了“死”的话题。一个小朋友居然指着我说:“谁都会死的,以后你姥姥还不是会死!”我听了心里那个气啊,更是指着他不停地叫:“你姥姥才会死!你姥姥才会死!”两人都气不过,只好开始“斗拳头”——小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打架的,两个人对面站着,不断用拳头击打对方的拳头,看谁被打疼了先认输。其实那时我就体会到,这种打架方式实在是无聊透了,两人才开始可能会打得重些,可都是拳头啊,对方疼了,你自己不也疼吗!所以打着打着,双方的动作都会舒缓下来,很多时候就是轻轻地碰一下。但是,谁都不甘心首先认输,因此就继续打吧……到后来,两个人都会心不在焉起来,一边斗着拳头一边东张西望,或者一边和旁边的人聊着天……

那天就是这样。正当我和对方打得无精打采,思衬着怎么结束的时候,几辆解放牌汽车从马路上开了过来,拐向我们的大院,一下解了我们的围。我们慌忙让开道,站在一边张望,只见几辆车上都押着人。

被押的人高举着双手,沿着车头和车厢的外围一溜儿站着,他们的身后,站满了拿着钢筋、木棒和梭镖(俗称红缨枪)的人……看着看着,我突然傻眼了,因为我在第三辆车上看到了我父亲,他居然——高高地举着双手!他也成了俘虏!

我吓坏了,跟着车就跑。我看到,汽车开到大院礼堂的门口停下了,然后,所有的俘虏都被关了进去。而那个礼堂靠舞台这面的后墙,距离我家住的平房,只有短短的十多米,中间只是隔着一条窄窄的过道,过道的尽头,就是大院的公共厕所。

我惊慌失措地跑回家,告诉母亲,父亲被抓了。母亲冲出去打探情况,回来后告诉我们,没事的,父亲过几天就能回家了。然后,她翻出家里最厚的褥子和被子,还有凉席和油布,送到了礼堂……

好多次,我扒在礼堂的门缝上向里张望。里面打满了一个挨着一个的地铺。我终于在杂乱的人群中找到了父亲,他的铺位在舞台靠左的地方。

我记不得是过了一二十天还是一两个月,父亲终于回家了。他很疲惫,脾气也不好,所以我们大气都不敢出。突然他开口了,说忘了拿袜子,让我去礼堂找找。我赶忙跑到礼堂,来到他睡觉的地方,可是找来找去都没见到什么袜子。不过,我眼尖地看到铺地的稻草中有一个绿豆芽杆那么细的小塑料瓶,就捡了起来。回到家,我说没找着袜子,只捡了个小塑料瓶,不知是什么东西。父亲拿过去看了看,淡淡地说,哦,打火机火石。


有人曾经问我:你说你经历过文革武斗,那你见过死人吗?

我当然见过。

记得武斗结束以后,院里开了个隆重的追悼会。在令人压抑的哀乐声中,台上排列着六个烈士的遗像——其中的五人,都是在武斗中死去的、我非常熟悉的叔叔们,而排在第一位的遗像,却属于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儿童。他叫小辉,我们曾经一起玩耍过。

小辉家住在家属楼临街一面的三楼,斜对面隔着马路就是汽车总站,那里是当地炮派的大本营。一天晚上,小辉的妈妈点着蜡烛去关窗帘,小辉因为胆小,一直拉着妈妈的衣角,小尾巴一样形影相随。就在这时,一声冷枪响起,一颗子弹撞碎玻璃,穿过小辉妈妈的手掌,恰好击中了小辉的头部。

小辉,因此成了大院在武斗中牺牲的年龄最小的烈士。

说起死人,还有一个叔叔,他不属于“烈士”,不在追悼会那六人的名单里。他是一个被打倒的反革命分子,他的死,却给我留下了最刻骨的恐惧。

这个叔叔单身,二十七八的样子,长得瘦削帅气。他也住在我们住的那排平房,和我家隔了三道门。我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被打倒的,只知道他在一段时间里经常被批斗;而在我的生命中,的的确确和他有过真实的交集,以致使我至今难忘,至今愧疚!

好吧,我承认自己当年是个顽劣讨嫌的熊孩子……

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

有一天,我坐在家门口玩,看见这个叔叔回家了。等他进了门,我突然发现他的一串钥匙还挂在暗锁的锁孔里!我动了贼心,压制着狂跳的小心脏,偷偷摸摸走过去,悄悄把钥匙拔了出来,然后一溜烟儿往大门外跑去。

当时,大院门口马路的对面还是一片田野。我跑到田埂上,看看四下无人,便蹲下来看那串钥匙。一个钥匙圈上挂着五、六把钥匙,还有一根闪亮的小铁珠串成的链子,链子那头是可以别在裤腰上的小夹子。我翻弄半天,发觉这串钥匙对自己实在没有什么用,既不能当玩具,更不能拿出来光明正大地玩。看了半天,我忽然对那条链子产生了兴趣。我想弄明白,这些半粒芝麻大的小珠子是怎么串起来的——于是,我想把链子拉断看个究竟。谁知,那链子太牢实了,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把手指都扯疼了,还是没有把它拉断……

时近黄昏,看看到了吃饭的时候,我想了又想,居然,把那串钥匙扔进了水沟里!

然后就回家了。

事后,那个叔叔也找我问过,见没见到他的钥匙,可是我非常害怕,没敢对他说实话。

再然后就是那个令人恐惧的早上,门外突然有人大喊大叫,说那个叔叔上吊自杀了。我跑出门外,看见他家门口挤满了人,后来连公安局的都来了。听大人说,前一天晚上他才被批斗完,回到家以后,拆下床板靠在门边,然后在床板和门框之间栓了根绳子,就这么吊死了。

我没敢进他家去看,不过他的尸体被抬出来时我倒是看见了。后来有的小朋友说自己进屋看过了,他看见那叔叔的舌头伸出老长老长,吓死人了……

从此,天黑以后我基本不敢出门了,哪怕出门倒洗脚水,都是站在门口就哗地一下把水泼掉了,眼睛根本不敢往他家那边看。有几次在外面太贪玩了,天黑透了才想起回家,我害怕极了,就会站在路口等着,等到有大人打着手电筒去公共厕所,我才敢跟在他们身后走进去,离家门不远了,才敢撒腿往家里狂奔,心里也一直狂跳不止……

两三年以后,我也上小学了。不知怎么的,有段时间,天黑以后,我偶尔会来到办公大楼的二楼,注视着黑洞洞的、长约三四十米的廊道。我想象着廊道深处有一个身穿白袍的女鬼在游荡。我非常害怕,心都要跳到嗓子眼了——然后,我会鼓足勇气,使出最大的力量,以最快的速度从廊道的这头跑到那头,然后大步大步地跳下楼梯,冲出大楼……

我为什么会这么做?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至今我都不知道答案。

练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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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2016-2-10 02:45
这段往事我依稀记得。昆明的武斗也很凶。我家有个熟人在下关汽车总站工作,在武斗中死了。他与文中描述的那个年轻人极像,也是瘦瘦的,也帅气。后来听说在文革武斗中遭了不幸。文字朴实,娓娓道来,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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