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偷电视台的大盗

　　作为死囚的大盗

      我在前面说过，我所采访过的一些人，如今已经离开了这个人世，李洪伟是一个“飞天大盗”，在我采访他以后的大约一周，他就被枪决了，他犯的大罪是连续偷盗家两家电视台的摄象机，然后廉价卖出，挥霍享受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后被捕。

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的死刑判决已经下达，因此，他是作为一个死囚接受我的采访的，而这在我所工作的那个被誉为“锡都”的城市来说，用电视的手段来让一个死囚面对镜头，还是第一次，当局之所以同意这样的采访，乃是因为李所偷盗的其中一家电视台，就是我当时所供职的个旧电视台。但是遗憾的是，我对李的采访并没有以专题片的形式得以播出，而仅仅在当地的新闻节目中播出了大约一分半的简短消息，意在告之市民们，“这个轰动一时的锡都大盗即将被枪决”。其实，我在采访的当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节目不会获得领导的批准，因为李在面对镜头时的表现令人担心。

　　１９８８年秋天的一个平常的工作日，当我稍稍迟到了一点到办公室的时候，我发现台里的气氛很异样，已经有一些警察在那里进进出出，我看到我们的台长面如土色，在那里和警察说着些什么，打听之下才知道，昨天晚上我们失窃了，而且严重的是，居然有两部摄象机同时被盗，令我们心痛的是，其中一部摄象机是我们刚刚购进的最新的机器。

　　地方电视台在八十年代末期的设备少得可怜，我记得那时全台也就是三台摄象机，一下子不见了两台，台长还不面如土色？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全力破案。所有疑点都集中在我们内部，原因很简单，摄象机的价值只有内行人才知道，而电视台的保安一般而言还是比较严的，进出要登记，夜晚有人值班，机房都是上锁，外面的人不很容易得手。于是，按照警方的安排，大家开始了秘密的互相揭发，我相信我也被人怀疑过，因为我也曾向领导和警方谈过我对某人的怀疑。一时间，台里人人自危，相互猜忌，免不得关系紧张，告密、诬陷的事情所在多有。现在回想起来，节目居然没有停播，真是了不起的事情。

　　这时从玉溪卷烟厂方面传来消息，说他们厂的电视台也在不久前被盗了两台摄象机！警方当然断定是一个人所为，于是他们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搜捕。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插曲，玉溪卷烟厂电视台的负责人某某，正是从我们台调过去的，此人的离开，是负气出走，对我们台大有怨气，失窃事件发生后，大家首先怀疑的就是此人，谁知他那里也失盗！情况的复杂性使得案子一时难破……

　　现在，案子的主角就在我的镜头里。李洪伟当年仅仅２４岁，是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面容白皙，身材修长，算得上是一个“小帅哥”。当他从“号子”里走出来，在那个两边都是牢房组成的狭巷里戴着脚镣稀里哗琅朝我走过来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我们好象在哪儿见过似的，果然，在他进入预审室坐定以后，他朝我微微一笑，像是和老熟人打招呼，我记得他的牙齿很白，头发很黑，正是青春勃发的年纪。我问他：“我们好象见过？”他呵呵一笑道：“是啊，你是蔡老师嘛。”这句话说得我心头一紧，“我们真的认识？”

　　“呵呵，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啊”，他有点幸灾乐祸地笑道。

　　可能是看到我的态度显得有某种程度的友善，他压低了声音对我说：“蔡老师，能不能给他们说说，煮一碗面条给我吃吃，我实在太饿啦，没有力气说话，会影响你的采访哦”，说着，我看见他的喉结上下滚动，直咽口水，但眼神里满是不容拒绝的神色。我和预审员是朋友，就和他说了这个事，预审员朋友对他说：“好东西吃多了，现在想吃面条啦？”他笑道：“现在我才发现，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面条啦！”

　　然后，他一边稀里索罗地大口吃着面条，一边又重复说道“山珍海味我吃过的多啦，还是面条最好吃啊！”

　　这个期间我一直开着摄象机，拍下了他的这顿“最好吃的午餐”。

　　吃完以后，他向我要了一支烟点上，在一种悠然自得的、绝对放松的状态下，向我讲述了他作案以及被捕的全过程。

　　原来，他竟然就是那个调到玉溪去的某某的朋友，当某某尚未调走的时候，他常来找某某玩，因此对我们台的基本情况有所掌握，当然也包括“认识”我这个蔡老师！

　　某某到玉溪以后，颇发奋努力，成为那个著名企业的电视台负责人，李到玉溪找某某玩，几天工夫就摸清了那里的情况，于是在一个夜晚，他事前悄悄上了厂电视台的房顶，等到下半夜时分，从房顶上腰系绳索下到窗口，从窗口进入机房，把摄象机连箱子从窗口用绳索吊下，然后自己又从墙壁的管道上溜到地面，把摄象机藏匿在一个隐蔽的地方，第二天装作是电视台的人，大摇大摆打的进厂，拎着机器坐车出了那个保安森严的著名企业！

　　再然后，他上了昆明，通过他自己的渠道，将机器以三到五万元的低价分别卖给了外省人，那时侯的摄象机价格，一台在十二三万之间，如此低的价格，当然有识货的人买。李得手以后，怀揣十万左右的巨款，下广州深圳，上北京上海独自游玩，住五星级酒店，吃龙虾鱼翅，及尽挥霍享受之能事，逍遥自在每一天，要知道，在八十年代末，中国社会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所谓“万元户”已经是拥有巨大财富的代名词，而李的手中，竟然拥有十万元之巨！这种巨大的“甜头”，促使他不继续作案都不可能。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玉溪方面对失窃的事情没有大事张扬，作为电视同行，我们不知道那边发生的事。

　　大约三个月以后，李花光了大部分赃款，回到了他的家乡个旧，这次他的目标就是我们台了。

　　他采取和在玉溪作案几乎同样的手段，在那个夜晚成功地盗走了我们的两台摄象机，又一次上昆明寻找买家，但这一次他承认“住错了旅馆”。

　　在昆明金碧路上有一家叫做“向阳旅社”的老式小旅馆中，李租了一个单间，旅馆中有一个老大妈，在这个行业里服务了几乎一辈子，大约是从“阶级斗争”的年代里熬过来的缘故，警惕性特别的高，老大妈发现李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星期，每天总是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晚上又很晚才回来，他的床头总是放着一个奇怪的箱子，问他是什么东西，他总是支支唔唔，只说是“科学仪器”，于是老大妈起了疑心，终于在某一天李不在房间的时候，领来了街道派出所的警员，警员一看这只箱子，立即想到了他们刚刚收到的协查通报，上面有和摄象机箱子的一模一样的照片，于是他们明白了李是何许人，很轻松地，就在那个房间里等李回来……

　　“那个老奶，是我的克星，没办法……”李说到这里，发出一阵苦笑。

　　“该吃的我都吃了，该玩的也玩过啦，这辈子也算得值价啦。”李在结束我的采访时这样说。按照所谓惯例，我当然要问他是否有后悔之意，他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笑道“没有哪样可后悔的啊，就是有点连累某某，让他背了一下黑锅，呵呵……”

　　这样的回答当然不能播出，我们需要的是相反的东西，但是他没有一丝后悔的表达，即使在面临死亡的时候。

　　对他的判决出奇的快，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所有司法程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涉及政治，盗窃电视台的重要设备，就有“破坏党和国家重要宣传机关”的罪行，因此，虽然在警方协助下，我们得以找回了一台被李卖到内蒙古的摄象机，但他的罪行仍然在必杀之例。

　　在对他执行死刑的那天，他在囚车上始终扬头微笑，这个动作在小城里引起了长久的反响，以至于到了现在，只要提到当年的“锡都大盗”，就会有人说：“枪毙的时候都笑眯眯的！”

　　年轻、英俊、修长的李，他飞檐走壁的绝技，策划周密的智慧，如果用在别的方面，难说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俊才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