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小说选刊》选载了一篇王安忆的《小说的常理与反常理》，讲她心中小说该有的样子。她的两大论点都让我想起最近在反复品读的一本小说——《风吹白云飘》。

一、趣味。

趣味，是指生活趣味、人间趣味，完全摒弃趣味的小说会失掉血肉。《风吹白云飘》的序叫《对“荒诞”生活的“幽默”发现》，从这你可嗅到该书的味道——八个“幽默”的现实故事。《狮子山》中，山里的父亲带着女儿跟一个陌生的北京人去外面相亲，盘算的却是蹭一次免费去看天安门和长城的机会，没想到，“北京人”是个骗子，把他女儿卖给别人做媳妇；《四〇一》里，民工黄大运背着乡下的妻子在城里与卖炸洋芋的周小芹同居，后又与黑中介合伙冒名变卖了怡康小区四〇一号房，卷款逃走；《鼠人》中，一个被全村人唾弃、隔离的“我”养了一堆鼠孩子，与它们同吃同住，为了它们的一日三餐，“我”不惜夜黑风高去别人地里掰玉米、拔花生，即使豹夹子也没能要了“我”的命，像村长黄麻说的那样，“我”最终死于病菌，然而这“病菌”跟“我”的孩子们有逃不脱的关系。一个个故事都体现了包倬小说里的趣味性，都是生活本来的面目。

另一方面，包倬的叙事技巧是有趣味的，并不是简单的倒叙、插叙，而是采用大量恰当的设疑和不同视角、不同主体下的“两条线”。比如，《狮子山》在间隔中交叉讲述着两个故事，读者乍以为毫不相关甚至有点蒙头不知所云，待读到篇尾，豁然开朗，其实是同一个故事。又如，《鼠人》，以第一人称一边讲着当下“我”与鼠为伴的日子，一边回忆“我”过去的“风流史”和村里人对“我”的嫌弃、害怕。关于设疑，肯定地说，每一个故事从头到尾都让你感到“危机四伏”，你不仅猜不中一丁点儿结尾，你根本连故事的开始都沾不到，你只好小心翼翼紧跟化身福尔摩斯的作者，去解开一团又一团谜局。 

包倬的语言也是有趣的，他不是总要说上几句废话的小说家，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必要的，至少《风吹白云飘》是的，它犹如一部无尿点的电影，观众舍不得错过任何一句精彩的台词。说“精彩”，不是说包倬的语言多么华丽、多么似格言警句，而是朴实、接地气，根据不同人物角色的设定呈现其性格、学识、经历等。所以，他的脏话都说的那么恰逢其时、那么痛快淋漓，他的比喻和拟人会让你心惊肉跳！                                

二、循着常理走到一个违反常理的地方去。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过程中，要循着常理。没有逻辑的故事不是小说，是神话，小说是步步要落到实处的，“人是行走的动物，不能让他飞。一定要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做到一个常理不能想象的事情。”这一点，最能反映作者的思想。

以《观音会》为例，初读的时候我笃定它是整本书中最荒诞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我”一次上学迟到被罚站，恶作剧胡编乱造一段奇遇，并预言：“今年死猪，明年死鸡。”后来预言应验了，我被村民当作神仙供奉在观音洞里，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直到一个女孩来看我，还怀上了我的孩子，她带着我私奔的途中摔了一跤致流产，而我也终于实现了求死的愿望。读后想想，这个故事并非神话，人们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思想和我父母对金钱的贪婪足以摧毁一个十岁的“我”，只是过程中发生的一切都是我们想不到的，而作者想到了，循着常理走去，他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这就是作者的厉害之处。

写到这儿，你一定发现了，怎么包倬的笔下尽是丑陋、狡黠、堕落的底层民众，而且包倬对他们进行了尖刻地批判，几乎毫不留情。“小说家其实都是乐观主义者，对人世是有热望的，否则不会去做小说。”待你真正读过本书后，你也一定会发现为什么有几篇故事到结尾依旧留有悬念，那些悬念包裹着残酷无情的批判外衣下的希望和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