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得上是一个旅行者，周游山山水水的时候，我常常注意到，一些大的宾馆在抽屉里会放着一组针线，针有长短粗细、钱有五色，有的还配有几颗衬衣的扣子，有时候要钉一颗扣子或某地方绽线，我就会翻出针线包，穿针引线，做点小小的针线活，这种时候，心中会荡起一点点温暖，觉得这家宾馆比较体贴。

　　在宾馆里头也常见床头或卫生间放着避孕套，好像一个孤独的旅人，必然要去宾馆内外找一个什么女子行苟且之事，这种似是体贴的摆件给人猥亵之感，我不敢碰，乃至第二天结帐的时候生怕旅馆里给你算了一个避孕套的钱，钱是小事，失节事大。

　　我对宾馆里的三件东西感兴趣：一是配有这家宾馆标志的圆珠笔；二是上好的名牌的护肤霜；三是包装漂亮的针线包（盒）。走的时候，我会像很多旅行者一样，带走这几个物件。笔做纪念，护肤霜用来润手，针线盒用来以备不时之需。

　　带走的三样东西，到家后圆珠笔随手一扔，也不再记起是哪个地方哪个宾馆的笔；护肤霜只一小管，不到家便已涂抹完了；只有针线盒放着，再次出游的时候就会带上它。

　　穷家富路，针线还是一重要的器物。

　　最早接触针线，还是学龄前，经常帮着母亲穿针引线，拿着一根线放在嘴里用口水抿一下，然后用手指头搓一搓，占着眼睛好，对着针鼻子，一穿而过。再后来看着母亲做鞋子，用不少废布用面浆浆了晒着做布壳，又用好多层白布夹上一些竹笋売做鞋底，用很粗的棉线纳鞋底，竹笋売用来防水，纳的细细密密的鞋底硬绑绑的，耐磨。鞋绑和鞋底子做好了，又要把它们缝制在一起，其间有三样东西很重要，一是顶针，戴在无名指上，它的小小如麻子般的凹陷，把针鼻子固定起来，穿着过厚厚的鞋底，稍有偏差，针鼻子就会无情地戳破手指；二是椎子，木制的把手上有一根钢针，带着一根倒钩，带着线穿过去穿回来。三是一沱黄腊，让棉线穿过黄腊时，线会变得好拉扯，也更牢实。这种鞋当然很好穿，轻便、舒适，只是少年时候脚长得很快，不久鞋子就被大拇指拱个洞。最终，没穿过两双这种鞋，工业革命就带着臭哄哄的橡胶鞋抵走了它。为了重温布鞋的那份感受，上了点年纪之后我也去买了两双布鞋来穿，轻是轻巧了，但鞋绑子少了不少工艺活，像是被抽了筋，瘫软的，不好穿。

　　我们这一代自然有些老大帝国“霉味”。 我以为，针线这活儿该是女孩子家的事，大男人可以不屑。早年读李渔《闲情偶寄》，他有段话大抵左右着我。李渔写道：“然尽有专攻男技，不屑女红，鄙织纴为贱役，视针线如仇雠，甚至三寸弓鞋不屑自制，亦请老妪贫女为捉刀人者，亦何借巧藏拙，而失造物生人之初意哉”。他说，女子要真想有“才”，琴棋书画，也要在女红基础上而为之。

　　但是，那些年，做了男人，出了远门，针线也成了生活中不大不小的事而不得已而为之。

　　16、7岁，出去读书，被子是从家里背去的，一学期总是要洗两次，洗了要重新钉起来，于是学着有些能干的男同学，把洗好的被里铺在乒乓球桌上，再铺上被面，相互叠加好后，穿了大针，戴上顶针，一针一针钉起来。活了一辈子，无论是钉扣子、连连绽了线的裤子，总觉得生活中有些事要自己做。不知道80、90后当如何？

　　早年被母亲盯着绕毛线，怕我绕不好，就说你好好用双手绷着，只有乖乖地绷着那束毛线，看着母亲绕成一个个线团。后来知道了母亲的用意，要让你学会安静下来做一件事。

　　谈恋爱的时候，也被女友这样缠着绕毛线，我绕她绷，她绷我绕，看着我绷的毛线越来越少，直到最后一段线从腕背滑出去的时候，有些情感在这种温馨时刻相互浸染了。

　　记不得在那个博物馆看到原始人用骨针、穿着皮线缝制皮衣的模型，后来又见了不少织线、织布的机杼，但这一切都好像成了骨灰级的东西。

　　有一些落后的，我最近去过的不少少数民族地方的妇女还在用极简单的机杼在织布和纺线。

　　还有一些怀旧的，像我办公室一伙70版的女同事，她们每天午饭后，就会和另一个单位的另一伙70后切磋打毛衣的技巧。时置冬天，她们的巧手像变戏法一样，不同花色、不同样式的毛衣，在她们身上时髦地变幻着。

　　还有一些有钱的、时尚的，他们在巴黎的老街上寻找着老手工匠，缝纫的、做皮鞋的、他们订制下价格不菲的衬衣、西装和皮鞋。

　　她们纺着线、织着布、打着毛衣的表情安闲、善良并且美丽。

　　针线小而极不起眼，它没有任何可以赋丽于它的元素。

　　小时候，见着母亲戴着顶针做针线活的时候，那时不敢戴戒指，但看着那只戴着铜质顶针的手在那些朴素的布面上行走的时候，那金灿灿的光芒比现今见到的那些戒指好看。

　　一个动作，我的母亲和任何一个纳鞋底的女性，她们会举起手，不经意地用连着长长白线的针穿越过发际，抹上两下，然后又用力地向鞋底戳去。这是一个非常入画的境头。她们这样做是蘸一蘸头皮上的油，为下一针增加一点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