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公施法雨的时候，抽了一锅烟，打了一个盹，这雨便下得不由自主，淹了庄稼、平了沟濠。那句“做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温暖麦要寒，行人望晴农望雨，采桑娘子望阴天”的谚语不管用了。天公这几个月偏偏不遂所有生物的愿，任着性地下它的雨，所有生灵都在呼号：老天爷打个喷嚏罢，你便醒来！

可是，雨仍在下，已经是七月天。

 壹

我在滂沱的雨中沿着山间石阶往山上走的时候，半山腰上慢慢走着一个老农，他打着伞，披着蓑衣，看见我后，他便若即若离地在一个岔路口上等着我。等我走近了，他问我去什么地方，我说：“看梯田。”他告诉这两条路都可以走，他把伞放到我头顶上说：“我带你去！”

走了一段山路，到了一个村落，他指着进村的一条小路说：到我家坐坐。我说不了，还有人等着我回去。我原本以为他要回家了，可支在我头上的伞并没有挪动，我们俩又开始往山上走。似乎走到一个尽头，几棵古树拥挤地长在一起，树荫十分密集，我走进树荫，没了雨水，显得有些昏暗，散乱地堆着些大石头，遗留着一些香火的痕迹。他告诉我，这是龙树，我们每年3月份的龙日，要带着白色的大公鸡、母鸡来这里求神，在这里磕头、烧香，然后去看树桠里长的青苔，如果长了青苔，就说明神还在，求神就求得着了。我朝树桠看了一下，虽不是龙日，可青苔旺旺的。

“我们祭拜完了，就在那边跳舞！”他指了指龙树背面。

舞之蹈之是人类情感表现的最高形式，在原始宗教中，它把农耕生活、把对大自然的崇奉模拟出来、表现出来，让神和自己都欢乐起来。也许是那一簇簇青苔“神”的暗示，一个小多时候后，我就看到一伙哈尼族舞蹈传承人的舞蹈。他们身着藏青色的土布衣服，戴着头饰，弹着三弦、吹着锁呐，和着鼓钗之声跳起扇子舞、猴子舞等。我在舞蹈声中看见一本哈尼棕扇舞系列丛书的送审稿，标题是《36种舞蹈套路与动物故事》，这让我十分讶异。

有神的指引，哪个民族都不会缺乏艺术。看着跳舞的汉子们黝黑的皮肤和婉转的舞姿，我相信神就是他们自己。就像引领我从山间小路走向龙树的哈尼族老人，他的质朴和诚实就是神的精神。假如我信奉万物在灵，他就是让我领略哈尼风情和感受元江人善良美好的第一个神。

从那几棵长满青苔的龙树的树荫下走出来，那把伞又伸向我的头顶。我们顺着哗哗流着的水渠往下走， 到了下山的又一个岔路口，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个七十多岁的段姓老人再送我下去。我径直往山下走，道路崎岖，泥泞湿滑，冷雨浇着，我感到有些冷，但心里有“神”罩着，我想我不会摔着，也不会被哈尼山上的冷雨浇病。

贰

离开元江的第二天早晨，我收到元江彝族歌手白华仙的微信，她问我想不想听彝族的哭调?

我说：想听。

随后我听到了四分多鈡的白华仙唱的彝族哭调，声音低沉，每一句都是忧伤的拖腔，其中间杂着大量抽泣和哽咽， 让人听得灵魂战栗。

我问她，唱的内容是什么？她说有些人忌妒她，在她的一张剧照的脸上喷了些脏东西。她说，她是真的在哭。

随后她发了一张她脸上有涂污的照片来。

我告诉她，不要气，好好唱，用歌声打那些不服气的人的嘴巴。

走遍云南，在很多少数民族都会说：“我们生下来，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讲话就会唱歌。

白华仙大抵是循着这条路走的。少年丧父的她，从小跟着母亲学唱歌、学跳舞，读完初中后，母亲供不了她读书，她就回到农村和母亲一起劳作。她像男人一样犁田耙田，无论劳动如何艰辛，她都在唱，犁田耙田在唱，上山打猪草也在唱，喜事唱，白事唱，渐渐地，她的歌声、她的舞姿感染了一群群人，她一直活跃在乡村田间，成为了一个有头有脸的民族歌手。

我接触过不少歌唱家，稍稍有了点成绩便“端”着。

可她没有“拿俏”，县里领导、县文工团、亲朋好友、昆明、玉溪的单位和个人招之即来，给钱也唱，不给钱也唱。

中国好声音选过她的歌，但因为没有旅费，最终放弃了；她也曾经在湖南卫视唱过， 也因为要在湖南呆上两个月，因经济拮据没能坚持下去。但她一直热爱着元江，为元江而歌唱。

作为玉溪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彝族丝竹乐”代表传承人，她乐此不疲地用歌声和舞姿打动着在岁月中与她相遇的人。

我有幸看到她的一叠社会公益证书：澧江街道文化事务中心文化辅导员、元江二小大队辅导员，当然还有很多奖状。

我在写着这段文字的时候，那段“哭调”的抽噎伴着忧伤成为写作的氛围一直萦绕着我，我不喜欢描述灿烂的人生和喧哗的岁月，我更喜欢透过忧伤找到生活的本质和人们生存着的法则。

果然循着那段“哭调”，我找到了她的“哭源”。几年前，她25岁帅气的儿子不幸离她而去，她说她没有权力去打官司，整整半年没唱歌，靠着打点滴过日子。儿媳妇生下遗腹子后，离她而去，她带着孙子边唱歌边淘生活。歌唱让她找到自我，找到人生的方向。

她说歌在我脑子里，在我心里，我想唱就唱。我想，这就是她生活的原本，是她用“哭唱”诠释的人生。“哭唱”，是她微信中告诉我的一个词，这是一个超级感性的词，一个带着终极关怀的哲学单词，从这个词中我隐约地明白了生命的另一场观照。

她说有些人忌妒她，整她，她不怕，她说了一句很值得玩味和霸气的话：人整人整不死人，天整人才整得死人。

                                 叁

连续三个夜晚，我和我的好友汪先生都在元江湿漉漉的街道上散步。在澧江街水电巷里，我们驻足在一个打着“印尼华侨咖喱小吃”的店门口，看见店主在灶台边忙忙碌碌，这是一个有些瘦削的男子，他的脸孔多少与我们不一样，进门后一打听，方知他是地道的印尼归国华侨。

我曾经有一段与印尼华侨共同居住在一幢楼里的时光。

大约在1964年，我们住的楼房里住进了十几个昆明东风路上华侨补习学校的学生。大约是学校住不下了，把他们分到我们这里。那时年纪尚小，并不知道他们怎么从印尼来到昆明，在华侨补校学些什么。这批年轻人大多是高三以上的学生，很成熟，男男女女关系比较亲密。经常有同学来到他们的宿舍住宿，住不下了，他们就会到我们家里来打地铺，和我们的关系比较融洽。他们的生活条件显然比我们当时的要好，经常看见他们吃洋罐头的奶粉，衣服也比较华丽。他们爱洗澡，也爱干浄，经常见他们把睡枕拿出来晒；也天天可以看见他们提着一个小桶，里面放着一把小拖把，后来才知道，他们方便后不用手纸，而是用水洗掉。文革开始后，我们搬走了，那些人不知所终。当然，后来华侨补校永远成了历史。

数十年后意外重新看见印尼华侨的店和华侨，为了重温那段时光，我们在小店里坐了下来。老板肖国基一边招呼着客人，一边和我们聊了起来。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1960年，印尼开始排华，要求当地华人要么入印尼籍，要么回中国。他的家人为了保留中国籍，乘坐英国安顺轮回到新中国，抵达广东湛江后辗转来到元江华侨农场。初中毕业后，肖国基在农场里种田淘生活。

他说，那时很苦，什么活都要做，又经常吃不饱。过了不久父亲也去世了，兄弟姐妹依偎着母亲在一个他乡生活，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不过好在从他们来到元江始，每月政府要补助每个家庭25元。这笔补助无疑是当时的一项重要福祉。

一代人老了死了，又一代人又顺着前代人的生活轨道上走下去。

55岁时，肖国基从农场退休，每月领到3000多元退休工资，加上馆子的收入，每月有5、6000元的进项。

退休后他在这里开了个印尼华侨咖喱小吃，他先后开发出93种印尼菜肴。

他说，农场的人都走光了，有的回了印尼，年轻的离开农场到外地打工。他说，他之所以留下来，是因为元江人好！

他的一个儿子淹死了，一个女儿嫁给曲靖人，在昆明生活，老婆也是印尼人，在昆明和女儿在一起。

在他的店里的内屋，我见到一组照片和当年他们从印尼带回来的德国产缝纫机和一个睡枕。这些物件凝聚着印尼华侨沧桑岁月的全部时光，在他的记忆里还闪烁着星星般的光芒。他在谈到那些往事时神采奕奕。

第三个夜晚，我们出现在他店里的时候，他抽空煮了一大盆咖啡，加了牛奶，放了很多的糖。同行的汪先生不吃糖，他从冰箱中拿出一瓶矿泉水，想了想又去煮了一盆无糖咖啡给汪先生。

肖国基或许是华侨农场孓遗下来的诉说这段历史缩影的人物，他没有半点浮躁，安静地做着生意，善良地做着生意。

几个小伙子进了店点了一堆吃的，欢快地吃着，吃完走了。肖国基说，我喜欢这些元江年轻人。 

  也许应该记点鲜亮的事和人，啊哟一点煽情的诗、浪情的诗。可是七月的雨水是凉的，它浇着脑海里那些容易冲动的沟和回，让理性的触点放在泥土上，放在元江傣宅者嘎村、放在坡垤村、放在那诺乡那些普通的村寨里，那些普通的人身上，他们美好的一面，会让你的灵魂宁静下来，有如这场久久不去的雨，澶洌而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