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两位格雷厄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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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格雷厄姆·格林被连续提名逾二十次却一直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的间谍身份。也好，如此，他跟医生契诃夫、职员卡夫卡、职员佩索阿们在“非专业”上漂亮地交集了。手指在《问题的核心》和《恋情的终结》两道书脊间迟疑过，取了后者。
读完，觉得“宗教小说”才是这书的标签——当男主人公莫里斯试图将与之分手并最终病故的女主人公萨拉“夺回来”时，他所进行的，是与天主的抗争，这种抗争，为的是免自己陷入爱情终结后的那片无垠沙漠，一种无休止的孤独。而萨拉之所以与之分手，因她曾在一场空袭过后误以为他死了，遂向天主祈求及发誓，如果莫里斯能幸存，自己就永远放弃他。这桩“事情（affair）”迟迟才被读见萨拉日记的莫里斯得知，而被译作“恋情的终结”的小说英文名即“The End of the Affair”。同时，莫里斯清楚地明白萨拉“她绝不会承认其实在那以前很久结局便已经开始了：因为这种或者那种并不充分的理由，电话打得越来越少了，由于意识到爱情行将结束的危险，我开始与她进行争吵。我们已经开始看到爱情以后的东西，但是只有我意识到我们是如何被逼到这一步的”。至于“这一步”之前，俩人的婚外恋情里，有思念有欣悦有企盼有彷徨，更有猜疑、嫉妒与敌意。
很需要通过狂烈性爱来联接乃至维系的这段二人关系，早早溢出了绝望的气息。
多种情绪与感受，在小说里，甚至可以集中到萨拉在鲁尔斯餐馆里毅然点的那盘洋葱上。“因为一盘洋葱而爱上一个人，这可能吗？似乎不太可能，然而我可以发誓，我就是在那一刻坠入情网的。当然，那并不简单地是因为洋葱——而是因为突然产生的那种感觉：觉得她是一个做为个体而存在的女人，觉得她很坦率，这种坦率后来是如此经常地让我感到快乐和难过。”对于莫里斯，其时的“快乐”，源自萨拉坦承自己的丈夫忌讳洋葱，日后的“快乐和难过”，则比如“在我们相爱的日子里，我老是试图让她实话说得少一点——说我们的恋情永远不会结束，说有一天我们会结婚。我不会信她的，但我会喜欢从她嘴里听到这些话，这也许只是为了能够得到一份自己做主、不信她的话的满足吧。不过她却从来也不肯玩这种孩子们玩的过家家游戏，而是在说过了让我下不来台的话之后，突然地，让人预料不到地说出一句如此可爱和大度的话，使得我的矜持态度顿时土崩瓦解……”
这种“快乐”并“难过”着，缘于格林对男、女两性之于感情的天然差异的洞识、把握，这种差异，在小说里并通过集多个第一人称讲述的手法进行叙事。第一人称先天的局限，保证了小说对人与人，尤其女人与男人各自立场、感受与想法之间的隔阂的展现。“我”与“我”的分头讲述，相互补充又相互订正，渐渐地，读者才如捧读侦破类文字般知晓真相，“拼图”与“梳理”出萨拉和莫里斯的迷离故事，或者，准确地说，是了然了这部小说的另一位主角——爱情本身的面目多端。当然，在中文版的205页内容之上，有一个居绝对高处的全知视角拥有者——天主。
这位天主，与我们一同看见萨拉对莫里斯说：“我从来没有像爱你一样地爱过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莫里斯知道这是真的，却佯装不相信。这位天主，又与我们一同看见萨拉还说：“你不用害怕，爱不会终结。不会只是因为我们彼此不见面。”而莫里斯虽不以为这是真的，竟也佯装相信。
天主不语。至于我，读到了莫里斯人性中自私、幽暗、冰凉、复杂的深渊，当然也是作者格雷厄姆·格林自身人性中类似的深渊——《恋情的终结》即以他本人的现实偷情经历为蓝本，之后，惘然、讪笑、叹息，同时佩服格林下笔之冷峻、准狠、释放。
同为英国作家的肯尼斯·格雷厄姆，他的《杨柳风》是一个童话，重读，发现距它初版已经110年了。一个世纪前作者以一群灵动、天真的动物形象呈现出的人类童年之纯净、美好，传达出对家园的流连、对宁静的神往，今天温习起来，一边嚼出甘草的甜，盖因亲切，一边，又嚼出多依果的酸，盖因明白再回不去了。
热忱的河鼠、羞赧的鼹鼠、稳重的獾、鲁莽的蛤蟆们，远行冒险以寻求新奇和刺激，在我眼里竟有了几分枝节横生的意思，继时间有限的不乏迷失后，它们纷纷还返家园，捡回了遗失。相形之下，地球成“村”的时代里，人的视域有可能广阔了，格局却分明小了。出窍般，我能望见自己敲打着电脑键盘追思童年、憧憬故乡的模样，眼睛干涩、视线疲惫，表情缺乏足够的从容——因为难免会有来自多任务操作的海市蜃楼发出召唤。网络可以自行断开，断不掉的，是无法绝对地心安神凝，只能受碎片信息催逼出焦虑或凌乱。哪怕，自觉已比较自律。
斯皮尔伯格执导的新片《头号玩家》里，沉浸在“绿洲”虚拟现实游戏世界里的人们，积极进行着另一种“反认他乡是故乡”。不止电影里那些玩家，或许，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妨以肯尼斯·格雷厄姆的这部《杨柳风》为镜，自顾自顾。
（不踩缝纫机许久，针脚稀了。故技重拾，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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