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  乡  诺  邓

  

 

第一章：童年印象

 

      诺邓早晨的阳光是清亮的，我小时候，诺邓充满温馨。

    五十年代还没开始搞“大跃进”那两年，依稀记得那时村里是很热闹，我看到的人都笑容满面、和蔼可亲。

    那时刚办起“国营盐厂”，早晨，从北坡的村道往下看，藏在山谷底部的盐厂不时冒出一股股白气，在周围一棵棵苍绿的古树间盘旋萦绕，衬着新建的高大烟囱、古老的龙王庙和木牌坊，宛若云雾中的仙境。大人们说，原来有个很大、很漂亮的戏台，因办盐厂拆了。

     盐厂后的石板路清洁光亮，绕过龙王庙就到了“盐局”前的街场。诺邓街道不宽，可那时好象什么东西都有，我是小孩，知道吃的东西有很多：热腾腾的豆花、爽香香的豆粉，甜甜的麦芽糖、脆脆的糯米花，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糕点和糖。大人们说，街子原来在河西的北山那面，“解放后”才移到河东的盐局前，这边地势要平坦些。

    盐局外有“万寿宫”，大殿上三尊佛像端坐着，不知怎么样，中间那尊佛像还戴着一顶蓑笠。诺邓的庙宇很多，小孩到庙宇里总是很畏惧的，可是在“万寿宫”我却不怎么害怕；害怕的地方是“城隍庙”，城隍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两边塑着的判官等等神像，还有墙上画的阴间小鬼：一个个面目狰狞、形象恐怖，一些据说因生前做了恶事的鬼正在刀山火海、油锅蛇池里挣扎着，令人毛骨悚然！大人告诉小孩，来这里后就千万不能再干坏事了。

    城隍庙在村子西北部，紧靠着一个叫“天子箐”的小山沟，它左边就是小学校——也就是玉皇阁和孔庙前面的“腾蛟、起凤”大牌坊。

    小时候听到不少牌坊的故事，其中让小孩子不安的是“大兜箩”的传说：说读书人早上起得太早就会在牌坊附近碰上大兜箩，无论你跑到哪里它都跟到哪里把你罩上，所以很多小孩都不敢单独到牌坊前面去。这个故事，想来是害怕早读的那些学生编出的，诺邓自古重视教育，大人让孩子读书，要早起，“三更灯火五更鸡”，孩子不高兴，就编了这样的故事。读书的学生最盼望的事就是放假了，诺邓山坡上多的是野樱桃树，十冬腊月，野樱花开了，粉红红的一片又一片，因临近过年要放春节假，孩子们唯恐教书先生忘记假期，就采来大把大把的野樱花放在老师门外，乃取花名曰“放假花”。

    古时候诺邓人读书大都入“私塾”，小学校是清末取消科举考试后才办起来的，因诺邓玉皇阁旁边多的是庙宇，借庙宇办学校是公例，所以设在玉皇阁里的诺邓小学就显得很有些规模，外乡人也把孩子送进这里来。

    从大牌坊往上走，两边古木参天，中间是一条长长的石台路，正对着孔庙的照壁。其实孔庙前的牌坊应该叫“棂星门”，据传有个诺邓举人到昆明去，省城人向他炫耀说“这里有金马、碧鸡牌坊，多气派啊，你那里有什么呢”？举人挺生气，回来后就叫把“棂星门”改书为“腾蛟、起凤”，还把牌坊垫高三尺，说要超过“金马、碧鸡”！不过这故事有点靠不住，“腾蛟、起凤”在每个地方孔庙里都有题的，它无非是想证明诺邓牌坊的壮观罢了。

    孔庙照壁的两边开了两个月窗，说是诺邓考出了两个进士，这才可以开窗。

    孔庙有“礼门、义路”，进门后可见上下两台，下台有棵桂花树，花开时老远就能闻到一股股带甜的香味；旁边又有一个石香亭，因为诺邓人无论在什么地方捡到有字的纸都得拿到这地方焚烧，所以石香亭里时时都冒着点烟。上台先是一道牌坊，再进去院内有两棵柏树，一棵扁柏，一棵刺柏，中间一块雕龙石板上面就是大殿，称“至圣宫”，塑有穿蓝色布衣的孔夫子坐像。大人们说塑孔子像用的泥是黄进士从孔子家乡山东背来的，所以有人说到这里就如同到了山东，读书人只要特别敬重孔夫子，就能考出好成绩。

    从孔庙往右是武庙，塑的是三国英雄关公大老爷。有人说诺邓这个地方只出文人，出不了武人，而只有武人才能当官，当官了才能给家乡带来好处，所以要在孔庙旁建武庙，这样“文武并列”，诺邓就可以既出文人又出武人。

    武庙再往右是玄天宫，塑着真武大帝的神像；玄天宫右面即是玉皇阁大殿了。

    玉皇阁大殿前院内有月台，台前一溜清竹，两边植有明代的梅树及翠柏、紫薇、桂花。大殿是三层阁楼，飞檐斗拱，进去第一层的四棵大柱上盘绕着四条泥塑的龙，正面还有一条，又塑着跨麒麟的“闻太师”和三皇五帝、十二雷将、雷公电母等等；第二层到顶层是许多天星天仙神像，最上面就是玉皇大帝了，玉帝两边有金童玉女，上面的藻井上绘着“二十八星宿图”。

    小孩到玉皇阁大殿内是有畏惧感的，那些神像都如活人一般，有的十分高大，任何人到这里必得肃然起敬。大殿走廊上还摆着一面大鼓和一口大钟，据传铸这口大钟的匠人把钟铸成后吩咐和尚说“我走三天以后你们再敲钟”，可和尚心急，匠人才走出五里地他就敲钟了，结果这钟声也就只能传到五里之地。

    玉皇阁右边有一个“文昌宫”，后面有个“静室”，前面有个“弥勒殿”；周围还有“崇圣宫”、“和尚塔”等等。这些庙宇旁边都是一棵棵古老的大树，特别是那种名叫“黄尖尖”的古树，一到春天，将嫩叶捋一把下来，剥去嫩杆上的皮，露出鲜绿的尖笋放到口里尝一尝，有股微微的香中带甜的滋味。这种“黄尖尖”树，夏天是绿荫荫的，到秋天叶子有红的也有黄的，大人说这叫“霜叶红于二月花”。

    玉皇阁后边有块叫“阁坪”草地，比起外地来这草坪根本不算大，但在诺邓，这个草坪就是大平原了，因此每到“端午节”，诺邓人都要来这里“赛马”。在阁坪上远看，可见到四面的群山，山上还有其他庙宇。诺邓这个小山谷，就是庙宇多。

    我小时这些庙宇中还有很多人来敬香火，大人给庙宇里的神仙佛爷烧香磕头献祭完成之后，那些供品是可以给小孩子吃的，所以小孩也愿意到庙里来。至于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和火把节、中元节、冬至节等等，献祭后就有小孩子吃的东西，这都是孩子们很喜欢的日子。那时村里的活动特别多，过年时天天都唱戏、耍龙、舞狮，大都为村里人自己搞的，有时也请县城的剧团来“演滇戏”。听说村里过去还有“迎神接佛”的活动，更是热闹非凡，可在我小的时候已经不举办了，这就让我一直心向往之不已。

    除了庙宇，诺邓的祠堂也挺讲究，其中最大的要数黄家祠堂，黄家祖上出了多名贡生、举人、进士，所以祠堂的规模就有些大。黄家还有刻着本家历代科举大名的石牌坊，牌坊就在大榕树下的石台子旁边，诺邓人管这大榕树叫“万年青”。为什么叫“万年青”？说这里本是官府衙门，这官府是管盐的，叫“五井盐课提举司”，明朝初年就有了，黄家祖先就是从遥远的福建来到云南的这个小山村里当“提举”的，后来黄家的子孙不能回福建了，这提举司衙门附近也变成了他家的房产，人们开始管这地方叫“黄家宅子”，“万年青”当象征黄家子孙繁荣兴旺。

    “黄家宅子”以下，山坡上有数不尽的房屋。由于山势陡，往往前一家“堂屋”楼上的后门就通后一家人的院子，前后两家之间象是连在一起，整村的房屋就显得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十分拥挤。那些因山就势的院落有的叫“三坊一照壁”，有的叫“四合五天井”，还有叫“五滴水”、“一颗印”的。坡上的村巷，虽然路面不宽，但都是清一色的石板铺就，且三步一阶、五步一台，谁也数不清总共有多少级台阶。也因为陡，传说有只豹子晚上跑进村里一个叫“台梯子集市”的地方偷肉吃，从上面一直滚下到谷底跌死了，所以外乡人常常奚落诺邓人，说“你们是那个豹子都要跌死的地方的人”。

    不知道诺邓为什么总被人奚落？有人说，是因为古时候诺邓很富有，在这个县里，就数它房子多村子大，于是别人就挑它的毛病了，这毛病就是你们诺邓不过一个很陡的山沟而已！所以尽管诺邓人的表现非常谦虚，但外乡人还是乐于嘲弄诺邓的陡。

    由此那时我因自己是诺邓人而又生了许多自卑感，我羡慕那些居住在平坦的坝子里的人，我不喜欢那些古老的房子，我希望离开诺邓，我不知道它其实充满温馨。

 

 

第二章：漂泊变化

 

    搞“大跃进”的1958年，我四岁的时候，真的离开诺邓了。

    全村人都得离开诺邓。理由之一是：诺邓人自古以来都从事工商行当，现在已解放，过去煮盐的“灶户”等不存在了，村民从做工商业转变为做农业，但诺邓这地方乃是个峡谷,村中没多少可耕地，农业发展不起，得把他们迁移到周边那些耕地较多的地方去。于是附近的果郎、天池、七曲、雀城、杏林这些村庄就承担起接纳诺邓移民的任务。

    这是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必然要求，在那个硕大的棋局中，如蚁蝼般微弱渺小的诺邓人，一个个毕恭毕敬地从命搬家了。除了“国营盐厂”的十多个工人外，诺邓村里的人统统走光，如果不是山谷底部那高大的烟囱仍然冒出白气，人们走到诺邓，就象进了一个死城。

    “大跃进”是一场非常奇怪的游戏。某一天，祖祖辈辈都习惯了克勤克俭地生活的诺邓人，在“人民公社是天堂”的动人赞歌中把村里几个古老的大宅院改造成“公共食堂”。人们先是尽情地、奢侈地在食堂的大锅饭里享受了一、两个月“放开肚子吃，吃饭不开钱”的美好生活；但接下来几个月食堂里的饭菜终于一天比一天减少，到后来好象没有什么粮食了，再到连稀饭也渐渐少下去之后，人们开始吃“代食品”，而他们仍须白天打着红旗下地生产、晚上点火把“上夜班”。大跃进劳动的内容主要是“大战钢铁铜”、“大兴水利”和“高温堆肥”等等，还有一个是“除四害”，小孩子都要参加的。而诺邓“大战钢铁铜”的一个大“成果”是将玉皇阁大殿走廊上那口大钟用炸药轰开，然后再进行熔铸。

    就在诺邓的公共食堂办得越来越糟糕的时候，人们还在茫然着，突然一声令下：搬家！诺邓村空了。

    诺邓人开始漂泊。据说只有两个不愿离开老家的老人仍在诺邓村里躲着，但他们只能成天把自己反锁在家里，绝不敢出门，因为村中有民兵巡视，若被发现肯定要强迫离开。

    果郎、天池、七曲的村子都小，那里的村民生活本来十分困难，而且任何一家村民也根本没有什么大的或空余的房屋。搬到这几个村子里的每户诺邓人被指定跟一户原住民同居，结果到处都有一间屋子住了两户人的，拥挤不堪。这些村子中的原住民没有哪户人家对诺邓移民持欢迎态度，诺邓人在新的寄居落脚点经常被主人奚落与攻击，双方都互为不满，矛盾在深化着。

    一方面诺邓村几百个古雅的、堂皇的老宅院正在闲置中荒凉下去，一方面诺邓人又必须挤在异乡简陋的、矮小的茅檐土屋中度日，这就是诺邓大搬家的奇景。

    但居住的拥挤比起饥饿来，就简直不算一回事了。

    搬家后很多人得了病，是饿坏的。有人死了，是饿死的。

    生活在拥挤和饥饿中的诺邓人，大概没几个会把老家那些宽松的住宅当成一种骄傲，他们首先需要的是填饱肚子。那时整个云龙县甚至整个中国都在饥饿，每个人都需要填饱肚子。住在城里的人靠定量供应吃饭，比如“机关干部”的定量是每人每月不超过20斤的粮食，而小孩子就只能吃七、八斤了；住在乡下的农民没有城里人的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饭，他们只能靠精打细算把那一点点口粮分了又分，再掺合进大量的野菜、树皮、草根和仙人掌、观音土等等拌着吃。吃，是那个时代的头等大事，在大自然中只要能吃的东西，人们都会想办法去弄。

    饿坏的人，吃过仙人掌、观音土和野菜以后又有得腹涨、肝肿病了什么的，于是就有人想出各种各样的治病法子，比如发明出培养一种叫“小球藻”的绿色液体叫大家喝，说是可以增加“营养”，但喝过“小球藻”之后很多人还是饿得不行。

    威胁诺邓人的，除了饥饿，还有狼。

    不知道那时为什么会出来那么多的野狼，每天都可听到狼吃人的消息。有传说说狼会变成人，只要大人不在家，就有狼变成陌生人把小孩子哄出去，领到村边没人看见的山谷里把小孩吃了。不独是小孩，也有大人被狼吃了的，主要是那些饿得面黄肌瘦、浑身无力的人，狼是很容易就把他们叼了去的。

    那三年里，大约有不少于一百名的诺邓人因饥馑而病死、饿死或被狼吃了死去。

    被称为“知书达礼”的诺邓人在这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饥馑中失去了他们祖上遗留的许多优秀传承，不只是物质方面的东西消失了，古语“仓廪足而知礼节”，尽管很多诺邓人表现看来还显得那样谦虚、恭谨、厚实，但许多传统风气已悄然发生变化。

    公共食堂大概是1961年停办的。到1962年，政策有些变化，物质生活情况稍好起一点，离家迁移的诺邓人，此时大都搬回了诺邓。

    1963年，我回村里读小学。

    学校还是在玉皇阁，每一座庙堂就是一个教室，比如玄天宫是三年级、关公庙是四年级、孔子庙是五年级，等等。玉皇阁大殿就是“大会堂”，下雨的时候，所有的活动都在这里举行，比如“入队仪式”，在那些威武高大的神仙大佛塑像下面飘着一面面小红旗，少先队员们举起拳头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我没感到滑稽。小学生都十分虔诚——无论对大殿里的神仙还是对学校开展的少先队活动。

    诺邓人的生活在这个时期有所提高，虽然不可能象1958年前那样宽裕而热闹了，但村里的笑声总比前两年多。村里已经恢复集市，尽管“赶街”的人已不多，但有卖的也有买的。而特别是，那些有技巧有手艺的人能够重新尝试一下他们十多年前曾经从事过的工艺。

    那时，村里还有一些大人愿意把很多故事讲给小孩听，诺邓人讲的故事都是古书上写过的，至少如《水浒传》或《封神榜》、《三国演义》等等，有真正意义的雅文化趣味。许多有点年纪的人还经常把《三字经》、《今古贤文》、《朱子治家格言》和《四书》里面的话摆在口头上，现在回头想想，这对我文化启蒙是极有帮助的。那时，我还有一份《中国少年报》，我对一切英雄人物充满渴望，无论报纸上宣传的英雄还是神话里的英雄——即使如《西游记》里的孙行者。

    村里的群众文化活动有了一些新鲜气息，青年人组织起来经常搞演出，县上的剧团也不时到诺邓来。但小孩子最喜欢的还是电影队，只要听到村里放电影，我们就高兴得连晚饭都忘了吃。

　　然而， 这是阶级斗争时代。

    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以前，诺邓村的“阶级斗争”就不断红火起来了。因为诺邓曾经是一个“很有钱的地方”：它生产食盐，自古食盐非常珍贵，盐商是中国古代最有钱的阶层之一，虽然诺邓村事实上没什么有名的盐商，但在滇西的这个边远山谷中，它的小康令人眼红，所以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那些曾经在旧中国富裕地生活的人便成了斗争的对象。

    记得村里经常开会，总有三、四十个“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出身”的、叫做“四类分子”的人被轮流批斗着，但上了年纪的或是有病的“四类分子”要斗得少些。白天，人们到地里劳动，斗争大会一般都在晚上，那被批斗的人站在会场中，被汽灯光（那时还没有电）或者篝火照得满头大汗。不过多数诺邓人还是顾及乡里乡亲，很少辱骂被批斗者，至于动手打人或者捆绑人的就更少了。据说这种情况常常令主持会议的工作队领导不满，认为这是“不讲阶级斗争的表现”，于是工作队选择“基干民兵”中几个敢动手的人，到该绑人的时候就让这些民兵上台狠狠教训“不老实”的四类分子一通，由此确实“震慑”了不少诺邓的“阶级敌人”。

    斗争会让人感到惊惧，但也会让孩子们好奇以至产生莫名的兴奋与渴求：愚昧和无聊的心态常常把另外一些人的痛苦看成趣味，这是有历史的。诺邓人“仁义礼智信” 的传统教育终于在那个年头渐渐消褪，而学校教育也反复强调阶级斗争：对村里的阶级敌人，如地主、富农、右派分子等等是不能讲仁慈的——哪怕他是你的父亲！

    诺邓人要生活。诺邓盐厂作为“生产大队”的“副业”继续生产着食盐，诺邓的农民（他们的祖先专门务农的不多，只是近这十多年间他们才全部变成了农民）要依靠这盐厂来找一点“副业”收入，所以他们把山上的树木一棵棵砍下变成烧柴，再出卖给盐厂用来煮盐；或者靠自己的双肩，把一坨坨盐巴背到县城赚点运费。劳动是艰苦的，生活是艰辛的，但诺邓人习惯了这样的艰苦和艰辛，毕竟是他们祖上把勤劳和节俭的美德遗传给了他们。

这种状况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后进一步变化着，诺邓人的生活，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眼光，一天比一天地远离着他们的先人。

 

 

第三章：“破旧立新”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读小学五年级。

    诺邓小学五月的天气似乎很闷人。我们的教室在“孔庙”里，孔夫子的塑像就端座在北面，可是我们班没人知道《论语》，我们的教科书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红色的”。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思想教育，注定就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当然，还有集体主义。

    我学会看父亲订阅的《人民日报》和《云南日报》了，那几天报纸上正在批判“三家村”。

　　学校也让学生写“大字报”批判“三家村”。学生们骂了“三家村”许多话，但只知道这“三家村”是在遥远的北京，“三家村”发表了一些很坏的文章要反对毛主席、要反对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必须与之展开坚决的斗争（多少年后，才知道“三家村”那几位作者其实是要好心帮助毛主席的）。

　　但过不多久，又知道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了，报纸上说，文化革命需要打倒的除了“三家村”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叫做“牛鬼蛇神”的人，不过这“牛鬼蛇神”究竟是什么？老师也没讲清。我们是“革命学生”，只知道凡被指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者即是也！

    六月底，根据上级指示，学校宣布“现在的教科书中有大量毒草”，不能再学，那要学什么？老师说，先学习毛主席著作，于是我们的课本变成了大开本的《毛主席语录》。记得我们五年级语文课刚刚讲到《武松打虎》这一篇，老师说是封建主义大毒草，不讲了，从此我再也没有在课堂上听过一堂正规的语文课。

    有一天老师庄严却又忧郁的样子，说，县上集中全体学校教师开会，至少要三个月或者半年，所以给学生放假。

    这个说法后来统一称之为：“中小学生停课闹革命”。

    对小学生来说，停课、放假显然是最舒服、最叫人高兴的事，听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的，所以我们真是最最热爱毛主席了！

    七月上旬，云龙县委派出工作组，在县城聚集数百名小学教师搞“文化革命运动”。小学教师吃、住都在一中校园里，不能与外边接触，谁要真有事必须通过严格的审查批准，这就是后来所谓的“三个月运动集中营”。所有参加运动的人，既须自我检查也要检举别人，要写大字报互相揭发、批判。特别那些知识水平较高者更被认为是大有毛病、大有问题的。在一些公开的“斗争会”上，有人还被施以刑罚。运动使人们每时每刻都处在恐惧与不安中，人与人之间从此心存芥蒂互相提防。后来上级指示，把所有教师划分成左的、中间的、右的等等几个类别。划成右特别是极右的人基本上失去人身自由，有的还遭到逮捕，曾经教过我的一位老师就被捕了，大概就因他家庭出身“地主阶级”而自己表现又“不老实”的缘故吧？只有少数被封为“左派”的小学教师是这“三个月运动”的依靠者，在运动中他们的自由程度相对较高，有的还被委以重任，到外面去“指导社会上的文化革命”。

    老师在县上，我们这些诺邓小学的“革命学生”就无事可干。有一天县里来人把高年级学生也就是四、五、六年级的喊到学校开会，说“毛主席教导‘造反有理’，你们是革命小闯将，要参加文化大革命，要写大字报揭发和批判教师中的反动学术权威”。这号召一来，小学生就给老师写“大字报”，从此开始了师生之间的长期对立与隔阂。

    这年，雨水很多，一些地方有洪灾，还有泥石流，诺邓村里出现了好几处滑坡，一些老房子也倒了。

    八月，“红卫兵”运动兴时起来。报纸上登出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许多照片，“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的歌声响遍全国。因红卫兵敢闯敢干，无论领导干部还是学校教师，所有人都唯他们是从，谁也不会“得罪”他们。县一中的红卫兵回村里宣传，要“革命大串联，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说是参加“大串联”可以免费乘车、免费住宿、免费吃饭，这实在叫人羡慕！不过只是中学生才有到北京去见毛主席的资格，小学生是没资格参加大串联的，难免让我们大失所望。

    这时，中央又有一个新号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所谓“四旧”，即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而“四新”则是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过了几天，正在县一中校园搞“文化革命运动”的小学老师便在工作组的指挥下到县城旁边的虎头山上去破“四旧”、打“牛鬼蛇神”了，半天时间，就把这山上十多个庙宇祠观的菩萨神像全部毁了，统统都“打倒”了！

    在县城石门镇，街心广场上丢着一大堆搜查来的“四旧”，工作组领导正指挥几位被封为“左派”的教师，一边对人们宣传“四旧”东西的祸害，一边表现出很愤怒的样子，手挥大棒狠狠地砸着那些瓷器、玉器、塑像、字画、旧书、牌匾等等古董，然后再放火烧了。

    有人把消息传来：诺邓一切庙宇中的神像也得“打倒”。

    这消息让我母亲非常难过，同时，几乎所有的诺邓人都感到惶恐。

    县上集中小学教师搞了三个月的“文化革命运动”结束了，很多教师受到“处分”，有些人调动了工作地点。十月，诺邓小学没有被调离的教师们回到学校，根据上级指示，号召学生破“四旧”以及“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

    尽管诺邓人对破“四旧”心存抵触，但谁都不会公开反对。

    在一个阴霾的早晨，诺邓村拉开了“破旧立新”的帷幕。

    最先遭受“捣毁”的是村口古道旁边的“财神殿”赵公元帅塑像，接着设在村里的“万寿宫”、“本主庙”等等庙宇中的神像全部被推倒，随后几天，诺邓村周边大大小小各个庙宇里的“神仙、菩萨”都被推倒砸毁了。因为这是县里的命令，由村上的民兵和中学生红卫兵执行。

    村里一些老人和信奉菩萨的妇女在偷偷哭泣——为那些倒地的塑像。

    诺邓小学设在玉皇阁，这是一个在整个滇西看来也算规模不小的庙宇建筑群，其实开头几天，诺邓小学的老师们也不愿意捣毁庙宇中（教室里）的塑像，所以就传出一个话来说“诺邓玉皇阁是国家保护的文物，不会动”，这就让母亲她们心中稍稍安稳了一点。

    然而这传言毕竟靠不住，一个星期之后，听说上面已经批评诺邓“破四旧运动不彻底”，诺邓旧文化必须完全打倒！

    诺邓小学终于动手了。从六年级到一年级的小学生们都被发动起来，在“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激昂慷慨宣誓中，大伙从家里拿来了斧头和锄头，在老师带领下，“要向封建主义旧文化猛烈开火”！

    “运动”需要年轻人的热情、勇气和冲动，烈火般的积极性。

    高年级学生负责砸毁、推倒塑像，而低年级学生则负责把毁捣后的一块块泥塑材料抬出大殿丢掉。于是“静室”、“玄天殿”、“至圣宫”和“武庙”等等庙宇里的神像或牌匾一一被掀掉了；我们五年级教室里的“孔夫子”像——那一尊温良恭俭让的、和蔼的、端庄的老人座像被我们用几把粗苯的锄头挖掉了，而孔子神龛上那些精美绝伦的镂雕工艺也在几分钟之内就彻底毁于我们那无知的斧头。

    在玉皇阁大殿破“四旧”很不容易，因为那三层阁楼中间是空心的，在底层要抬头仰望才得见到最高处的玉皇大帝神座，要把这大殿内上百尊大小塑像全部毁掉确实让老师们琢磨了几天，必须爬高上低，有一定的危险性。最后还是挑选年纪大点的学生与老师一起完成任务。

    这样，短短半个月时间，诺邓几百年的艺术瑰宝就消失了。

    所有寺庙中的神像已全部掀掉，但破“四旧”运动仍然继续着。诺邓村家家都有古书、字画和其他牌匾、瓷器等古董了什么的，因为讲阶级斗争，凡家庭出身为地主、富农阶级的要无条件地把这些“四旧”东西交出公开砸烂、烧毁，如果知道地主富农有“四旧”而不主动交出则由民兵和学生去抄家；而家庭出身好的人也被告知，必须自觉砸烂或消毁家里的古董。

    这时有个自称“血统论”的口号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强调“阶级烙印”是核心，因而每个人的家庭出身如何就被看成这个人是否可靠的标志。就连小学生也同样被划分成“阶级成分好”还是“家庭成分不好”两类，那些家庭成分不好的人（又称为“黑五类”子女）唯有积极表现才能沾得上“革命学生”的边，要不就只能挂在“另册”而被“文化大革命”拒之门外了。

    叫响的还有一个口号是“造反有理”。造反乃英雄行为，它强烈地刺激年轻人的英雄主义理想，而破“四旧”即“造反”也！

    为了“听毛主席的话，造反有理”，为了免于被挂在“另册”、免于被革命拒之门外，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在破“四旧”中表现得冲动而亢奋。母亲非常担心我会做出“对不起菩萨、对不起祖先”的恶行，反复叮嘱“不要出风头”，但十二岁的我还是被“要学红卫兵，争当小闯将”的口号诱惑着，虽然到庙里掀菩萨的事我还有点犹豫，可在地主家里搜抄“四旧”、敲打那些有“封建主义色彩”的古老雕饰装潢、烧毁自己家里的古书旧画以及祖先牌位等等行动我也不甘落后。

    村里有两个地方是集中烧毁文物的场所，一个在供销社门外，一个在“大队”即村行政中心的院子里。“大队”上的烟火约燃了半个月以后才熄灭。

    没有哪个诺邓人敢讲老故事了。一切古书当然包括《三字经》、《今古贤文》、《朱子治家格言》、《四书》和《西游记》等等都是“坏的”，须禁而毁之。其实那些列入“另类”的书中很有一部分是新中国出版的，五十年代还有许多诺邓人爱读书，所以他们买来的书籍应该也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红色的”，但破“四旧”运动中谁还搞什么甄别？于是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烧毁，自古以来的诺邓书香气从此不再矣！

    到诺邓的“四旧”破得差不多后，需要立“四新”了，而这“四新”又是什么样子呢？上级说，就是大写大画“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红色的标语”，要造一个“红海洋”。好在诺邓村多的是旧社会下来有老学功底的人，书法一个比一个好，于是村里到处都可欣赏到那些用红油漆书写的“毛主席语录”和各式各样的红色口号。在诺邓小学，教室里的一切塑像都已不复存在，那高耸的玉皇阁大殿已被改造了，原本中空的大殿逐层铺上楼板，变成学校的办公室和会议室；而大牌坊上的“腾蛟、起凤”几字也换成了“斗私批修”。

    为进入“积极分子”行列，必须有先进表现。我在家里坚决地跟父亲进行谈判：一定要把照壁上的旧画涂掉，写上毛主席语录！父亲妥协了，于是我家的院子也变得“革命和红色”起来。

    此时还有一个有趣的“新现象”是改名，不少人名字中“富、贵、花、禄”等因带有资产阶级、封建主义色彩，就改成“红、革、东、军”等革命色彩的名字，至于单位的名牌字号更改得一片红彤彤。

    破“四旧”运动彻底否定中国几千年来的“孝悌”、“羞耻”、“诚信”、“礼让”、“仁慈”等等“陈旧观念”，其影响不言而喻。“破旧立新”的成果让很大一部分诺邓人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越来越不想读书学习、越来越舍弃传统礼道规矩而重视起“阶级斗争”来。

    也有很少一部分诺邓人——当然，只能是“非地、富、反、坏、右家庭”的人可以做到：在暴风骤雨的运动大潮中不声不响地、俏悄地，千方百计把祖先遗留给他们的一部分东西藏了起来，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自己节俭的品性，一方面是出于对中华道德文明的敬奉。

然而，在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1966年10月，诺邓村的传统文明毕竟已遭受了亘古未有的浩劫。

 

                             [ 2008.12. 未完，待有时间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