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行两千米，打得一的。那师傅瘦朗、端正，鼻梁英挺，右鼻翼上有一点浅痣。一身浅色衣裳。三十七八或近40的样子。但首先让我略略好奇的是，他的口音不像昆明人，没有昆明城里男人嗓音里的那种沙、那种粗，而甚至是有些温软――可也不像地州的，不过略略又有些熟悉似的。

　　我试探地问，师傅，开这――我指着那驾员的号牌――几年了？他说才一年。原来开哪样？开农用车。

　　哦！――家在哪点？普吉那边，普吉隧道一出去就到了――富民，你家给晓得？晓得呢嘛，也时不时到那边呢嘛，你家是富民呢？不是，我们原来属于西山区，现在划给了五华区，我家那里再下去就是富民了。哦，是沙朗乡。现在改叫办事处了。

　　那师傅你给是白族？是呢。给会讲白族话？会呢，生下来就讲咋个不会？那你娃娃这一辈他们讲不讲？讲呀，家里、村子里大家都讲白族话。那么，跟大理那边，给还有哪样亲戚？没得，几百年前就搬过来了，不过也晓不得还有没有。哦，还有，师傅，大理的白族话跟你们的给一样？一样呢，他们讲“优杯”、“优喳”，我们也这样讲。哦，果然。

　　我说我老家也是大理。师傅的话多起来。他说，儿子20岁了，读大学了，就在昆明，儿子还有一妹妹，16岁，读初三。每周给两娃娃的开销至少要200元，多时300元，其中妹妹25元，其他是哥哥的，主要是伙食、交通和纸笔墨费，也就是每月要千把元。这不包括开学时就要一笔交清的学费。

　　我说你结婚早呀，娃娃都读大学了。一问岁数，原来只小我一年，我有点羡慕他了。

　　他说在农村不早结婚不成，（否则）岁数大了，又没得一个帮手这咋个整。他说，还有，农村人就是身体要好，不是嚜（否则）就要受罪了。他说，实在呢的事情嘛，没个帮手，身体不好，（即使）家里养一大头肥猪，过节了，那么你也pang――（近似去声读“胖”，那g似有似无）――不翻。

　　歇了一阵，他突然说这些城里人――（包括我吗？）――是自作自受。我问什么意思。他说，过去，他们村，每天天不亮，至少5张面包车（微面？）拉着最新鲜的菜蔬进城。他说，路又近，（所以）卖得便宜得很，现在这些年摆摊的地方没有，就不种菜了――只种点自己吃的。现在城里面那些黑衣服太恶了。（黑衣服？城管。哦。）

　　这男子说：哪怕小白菜涨到10块一斤，跟我们农村人有什么相干？

　　他说猪还养着，两头，也是自己吃。他说只有几分田了，其他大部分不在了。

　　他说每天下午6时后到黄土坡交车给夜班，然后自己搭7点的班车，穿过普吉隧道，半小时回家。每天早晨6时起来，又穿过普吉隧道，7点钟来接车。

　　好像又说到某条路，或某片菜地，或什么的，他说：太烂了！

　　什么太烂？但我要下车了，也就没问。

　　3小时后，在马路边抽完一根烟，又晃荡一小会，十来分钟，发现兜里还有钱，有米不吃糠，挥了无数次手终于拦得一辆。仍是把包扔后座，自己坐副驾。昆明的士最烦的，就是坐那后面的座位，乘客完全就仿一个囚徒似的。

　　按这师傅的建议，换另一条路回去。

　　这位师傅，个头稍矮，非常不饱满的小小的方字脸，上唇有半弧黑渣渣的胡须。我说了要去的方向，说了个大致的地方。他说，那点的房子，最好的卖到了两万1平米。我说，哦，（可是）我只是经过（而已）。

　　突然我感到异常，觉得非常不安。我惊恐地狠狠地摇开窗子。我明确地意识到有一种恐怖的气息伸出千百个隐形的爪子向我扑来，缠着我。

　　哦，这师傅体味大――我心里笑笑，我安慰自己，同时继续把窗子摇到最大限度。

　　可是，我发现自己愈发虚弱起来了。因为那越来越浓稠的气味，像春天的章鱼的脚气，像夏日的母蜘蛛的狐臭，好像还杂揉着强烈的被火星人的怪鸟粪便抑或其他什么浸泡过一番的大蒜味。

　　过完草海隧道，我几乎奄奄一息了。勉强地扭头往左，瞅见他左首的窗子是关着的。于是，我往窗外空中深吸一口，然后稍稍往左，大义凛然地说：师傅，把你窗打开，马上，我受不了了！

　　又忍一会，最终不行，说，停！给他钱，比出门打的那辆贵了11块零3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