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前倾下的雨水，在小镇坑洼不平的街道上反射着刺眼的阳光。时近晌午，没有风，有点热闷。

少年穿件白色的的确良衬衫，下身是铁灰色的咔叽布，都刚洗的，干干净净。班车老不开，师傅还在旁边的国营旧州饭店里吃蒜苗炒肉呢。少年却也不敢走远，忽而瞅见车窗外壁那大块呕吐物的痕迹，他隐约觉得脊背在过敏似地发痒，遂想反过手臂去挠挠。这时，母亲在半途中截住儿子的手，并轻而易举将其掳在她自己那粗糙、宽大的手掌心里，接着用另一只手摁了摁。他手指患关节炎，到了冬天又肿又痛。指根处还有一排淡黄的茧壳。

“好喽，今后不消再受苦啰。”母亲说。

觉察儿子害羞似的不自在，抑或说不大耐烦，母亲便松了手，可转而又在少年肩头和胳膊的衣裳上拍打几下，粘了蛛网或草丝儿什么的。这倒是她经常性的动作。

车喇叭终于响了。“要多跟人家讲话，”母亲还在罗嗦，“出门去，可比不得在家里。”

少年一声不吭，依然那副木讷、漠然的样子，他从小就这样。只是，与以往不同，这一回他心里充满了欢欣之情，他意识到一个光明、希望和快乐的世界正在迎候着他。他在心里默默地说：我要走了！从今往后，我再不会在父母眼皮底下让他们心烦，也再不需要听他们唠唠叨叨。

少年也明白，稀里糊涂地他为父母争了光。除了节衣省食供他读完四年书，他们将再不用操心憨儿子今后的生计。

这是他第一次出门。出远门。

从江边到省城，辗转、颠簸近700公里，第三天，天已黑尽，脏兮兮的东风客车车头往左一拐，进了一个大院。这里是西站，滇缅公路的起点。8年后，这里将耸起云南第一座交叉三层的城市立交桥。少年没有见到学校来接站的人，事后得知主要是班车晚点的缘故。一路上受托顺带照顾他和另一个考上大连工学院的女娃娃的，是一位他不熟悉的县城里的女老师，她在车站跟他们分手。她要赶到某个地方去拿票，明天要搭火车上北京。

环城北路――如今改叫一二一大街了――路灯黄怏怏的，车和行人都不算多。沿右首的人行道，少年一个人徒步往前。他还不大认识公交车这东西。行李，一个铺盖卷，一大团，不过不重，反倒是那只花楸木箱子让他手指酸麻。因为那形如括号的铁襻儿不好抓握，不得不左手右手来回地换。里面实际没装多少，除两三件衣物和床单之外，就几本书，其中一本跟植物和科幻有关，作者好像是叶永烈，另一本是竖排繁体版的《聊斋志异选》。还有日记本。要么，箱子沉是因为刚做好不久，那树汁还没有完全挥发的缘故？它是父亲和哥哥伐倒一棵花楸树，抽时间赶出来的。还散着幽幽香气。那是材质本身，跟涂在木面上那层清光漆混合在一起的气味。

这是他平生拥有的第一只箱子。整整20年过去，如今它还在，就躺在客房地板的一个角落里，里面空空，然而，它仿佛他的前世，或者说其中窟藏着他人生最初 17年的清静、自在和混沌。那是一整箱他个人的古代史。清光漆的味儿早已散尽，只是那花楸木的清香隐隐犹在。

“夹江之山脚，阔者二里许，狭者江深山陡，径亦险隘，始无田，深箐丛杂，野夷星居，刀耕火种，迁徙无常。”“梅花一开以纪年，野靛花十二年一开以纪旬，竹花六十年一开以纪花甲。”康熙年间那册《江边记往》所记述的，便是少年澜沧江边的出生地。在他出生前的数年中，父母携着哥哥离乡背井，先后徒步进入滇西大峡谷，当时尚未通公路的一片化外之地。这里属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气候，阳光辣如火焰，雨水汹猛而明亮，鸟兽蛇虫远比人多，星星比灯亮，绿得发黑的树比房子高。

在这样的偏乡僻壤，当年我们的男主人翁并没有认真地做过啥子大学梦。没有多大动力，也没什么压力。对江边人来说，仿一棵草一棵树似地活下去就很好了，倘若自己的娃娃能考出去，那纯属天上掉馅饼般的光耀的意外，而没考上才属正常的。几十年过去，大抵也还是这么个情形。

那时候，“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临考半年前，江边少年执拗地要报文科，这在周围人眼里，略有狂妄之嫌――不过也更像是自暴自弃，或者说故意跟学校找碴？因为学校不开文科班。不成文的说法是，报理科，上不了本科可退而选专科，专科进不了还有中专和技校什么的，而文科大抵只能背水一战，几乎就是自绝生路。

当然啦，他喜欢地理，他语文成绩也不错，写峡谷风景的作文得过表扬，可数理化成绩却一直不怎么样。理科中他最头痛的是数学，最感兴趣的是生物，而生物课在学校里还没有正式开，也没列入高考科目。当然啦，原因不仅仅如此。

起初，他以为报了文科，而学校不开文科班，那当然就可在家以自修的名义而少进学校，也以为这样就不用上数学课――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回事。有一段时间，家里人也约略察觉到，跨进离家不远的这所学校，于这孩子来说似乎是硬着头皮。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证据确凿的逃避。事实上，命运的每一次拐弯，对他来说，起初，或者说命中注定都是缘于逃避。很快，令这个糊涂虫痛苦的是：原来，即使报考文科，那讨厌的数学课却还是得上。

过完寒假，又过惊蛰和春分，离高考仅剩90余天，乡村教师突然坚定不移，忙乱一通要儿子转学，到县城的第一中学去跟读。不大清楚父亲的心思。他很少跟父亲说话，父子关系甚至可以说有些僵。可这回，父亲大人做出这伟大的决定，少年却一改常态，二话没说就乖乖服从。

到了县城，父亲相托的人认为少年不会有什么希望。“我帮忙跟校领导说说，从高一重新读起，给要得？”

自尊心被刺激起来，少年坚决要求读最后的三个月。他暗地发誓：要考上州城里的师专。原先，峡谷江边中学那刚分来的数学老师，据说是全校教员中学历最高的，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年轻气盛、恨铁不成钢的他，用刻薄的话款待过他的这个憨学生。话说回来，少年的数学课成绩也委实太差，对这门课他真是半点兴趣也没有。

他经常听不明白那数学老师――还有其他很多大人――说些什么。耳朵没问题，也听得清清楚楚，可就是不明所以，或者说理解得很慢，却不敢多一句嘴问问，也懒得问。于是，他们时或便认定他是在有意磨蹭，或者说无动于衷，甚或也就是目中无人，这样，也就时常惹得他们不欢喜。当然啦他也不在乎。对周围人，无论男女老少他也从来不感兴趣。

考上师专，这是少年第一次为自己的人生制定具体的目标。随后的日子，每天，除了睡觉吃饭上茅厕，除了天不亮起来晨跑五六公里，所有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江边少年都抱着课本和复习大纲狂啃猛咽。这是他这一辈子最刻苦、最用功的90天。后来的他，倘若多少还能保持住一点点当年的这番毅力，那么莫说大小成就点什么，至少读它两三个博士是不成问题的。

即便如此，他还是信心不足。他知道自己的差距。一方面心怀美好的侥幸，可另一方面他明确地感到不自在，觉得寂寞和压抑。此前，从小到大他都不曾住过学校。事实上他从来就不大喜欢学校，人多的地方他都不喜欢。除了家里、母亲，想象不出，在这个世界上，他还会乐意跟什么人有更多一些的接近和交往？

虽然母亲也并不懂得儿子的心思。年复一年，她只是勉强顾得上她的一大串孩子的衣食。

已经到了需要考虑明天――那实实际际的生计――的年龄。然而，少年却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也就并不着急，还没有一种人生在世、光阴流转的时间感。理所当然，他只晓得自己的今后、将来，那无非就是在山旮旯种田挑粪，人人都这样嘛，不好，也不坏，是命中注定，想都不用想。何况，一年到头，每天，一半时间进学校，另一半时间他差不多都在干活，跟母亲、跟哥哥，园里屋外，上山下田，他几乎样样会做。

咋个想得到呢，瞎猫撞着死耗子，少年上了榜，成绩甚至还不错（只是数学、英语拉了分），省城里的最高学府寄来了录取通知书。

他是生产队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待续）

详见：阳光灿烂（“六十年代生人”的青春祭）| －－陆续更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