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放在架子上，陆陆续续读过一些，无奈天资愚钝，大多内容过目即忘，收获不多。直至季先生去世（2009年7月）后10个多月，也就是今年的5月，“大师”的后人季承写了《我与父亲季羡林》，媒体又是一阵热闹，我才又将那本《季羡林谈读书治学》翻出来夜读。

      季承先生的书我没读。中国人向来囿于“为尊者讳”，后辈谈论父辈，条条框框总是很多，完全解脱出来，说话无所顾忌，可能性不大，季承先生也是凡人。《我与父亲季羡林》出版时，宣传的口号是“还原父亲”，这也是不可能的，时光不曾倒流，天下事无法以回忆来“还原”，尽管他们是父子。

      认识、了解一个人，看别人写他的传记、回忆录等方法都是不完全可靠的。最可靠的方法，我以为是看他的言谈、举止，或者是他的作品。由是，我读《季羡林谈读书治学》时无意间得到的一些信息，让时代塑造起来的“大师形象”，在我心中崩塌。写出这句话时我有些难过，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同样“为尊者讳”，说一个故去的人，毕竟不是一件有荣光的事，但先生有作品传世，人虽故去，精神仍在，谈一谈读他作品的感受，我想正人君子们，是大不会怪罪的。

      不可否认，先生的治学，后学之人景仰不及。他曾说，对他影响至大的书中，是两位大师的著作：一是德国的亨利希·吕德斯（世界公认的梵学大师）；一是陈寅恪先生的著作，比如《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这二人都工于考据，想必季先生的治学也是如此的。季先生还说，没有新意不写文章，并应提防“脑袋中空无一论，不惜以歪曲事实来证实”这种做法。这些话语读来十分受用。

      而说到先生的为人，我以为“虚谷若怀”的评价该是中肯的。单凭他请辞“大师”的头衔一点便足以说明。不过，他终究还是被意识形态所害，带着“大师”的头衔离去，这是一种悲哀。在我看来，季先生不过是一个治学为人谨言慎行的平凡学者——当然这也是值得后人敬重的——但人们非要把他推到那么高，就无异于让他进入了“高悬的险境”，一旦摔下来就会很痛很疼。

      举个例子看看。季先生在写到朱光潜先生的治学为人时这样说：“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朱光潜先生本可以乘南京派来的飞机离开，但他终于还是留了下来。”季先生因此评价：“朱先生毕竟还是经受住了考验，选择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路是唯一正确的，因而（朱先生）在这条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多年之后，人们回头看看季先生的这句话，肯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1949年前夕，中国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胡适当年是“乘南京派来的飞机离开”了，然而，那些留下来的大批学者们，比如陈寅恪等人，以及现在的学者，分别怎么了？期待善于塑造大师的我们的这个时代，来做一个答复。我举这个例子，可能什么都没说清楚，也可能什么都清楚了——

       “被大师”的季羡林先生，从“牛棚”出来后留下的这些书，至少让我们看到，意识形态是一种很恐怖的东西，它在多数时候蒙蔽真相。一个美好的时代，不需要塑造大师和偶像，每个人都忠实于自己的独立思考，以此笃行立人。世间没有“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没有唯一正确的选择。

（三四年前旧文，贴此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