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5岁的小黄初中刚刚毕业，在支援边疆发建设的大潮中，胸口戴着大红花，在锣鼓喧天的送行声里，坐了一个星期的汽车，从大上海来到了云南昆明的三公司。

    黄嬢嬢分到队上当了一名电工，跟队上的一个上海技术员结婚、生子，从阿拉上海人彻底变成了一名昆明人。

    1973年，三公司建基地、车间的大厂房建起来了，大厂房里要装上红旗吊才能叫一个真正的车间——车间里几吨重的铸铁零部件的加工，要靠红旗来运送。安装行红旗吊的任务落在车间电工组身上。“小黄素质蛮好的，安装红旗吊这种技术活应该做得好。”于是我妈把黄嬢嬢从队上要到了车间电工组，一起安装红旗吊。

    半年多的时间里，电工组里的娘子军们活跃在车间里。我妈和黄嬢嬢成了最好的搭挡——我妈在地上指挥接线，黄娘在厂房顶上的红旗吊上配合安装； 有时，是我妈在吊车上，黄嬢嬢在地上指挥接线。两个人工作配合默契得很。

    黄嬢嬢家有两个姑娘，名字很好听，大的叫闵捷，小的叫闵彤。闵捷比我高两年级，闵彤比我低两年级。她们都剪着妹妹头、有着白白的皮肤、说话细声细气，俩姊妹和山上的娃娃比起来显得乖巧和文静。冬天的时候，穿着线尼红白格子小棉衣，好看得很，布料和款式都是昆明没有的。衣服和面料都是黄嬢嬢从上海带回来的。

    黄嬢嬢每年有一次探亲假回上海。黄嬢嬢一走，电工组的娃娃就盼她赶紧回来，每次黄嬢嬢回来，拎着一个灰色油布行李包，包上面印着一架白色的飞机和“上海”两个字，太高级了。行李包里装着从上海带回来的好东西。

    我妈会请黄嬢嬢带一包肉松、一盒口香糖，口香糖是个长方形的扁纸盒，盒子上印着个穿红色格子服的小姑娘，在吹一个大大的白色的泡泡。盒子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长条形、扁平的泡泡糖，一盒里装着一百颗泡泡糖。

   泡泡糖是最稀有的零嘴，一个学校里的五六百个娃娃，吃过泡泡糖的娃娃只有二三十个。因为，泡泡糖在全国只有上海才有，而且在上海买泡泡糖要排着长队，不是件容易的事。

    泡泡糖一年只能吃一次，吃完就要等明年黄嬢嬢回上海时才带得回来。所以吃泡泡糖对娃娃来说是件很隆重的事——从家里拿出一条泡泡糖，在老四面前、在小芳面前，把糖纸剥开，里面是层银色的锡纸，打开锡纸，白瓷一样的泡泡糖就出露出来了。泡泡糖一般不会一整条地吃，先瓣下一半吃，一股甜味和香草香精的味道弥散开来，等嚼了没有甜味了，再吃另外一半。一颗泡泡糖的甜味吃完，就可以吹泡泡了。用舌头挨泡泡糖摊薄，然后“扑——”地一吹，一个大大的白泡泡就吹起来，旁边的小朋友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泡泡越变越大，最后“扑——”的一声，泡泡吹通了，白白的糖印在鼻子上、嘴边上，这是吹泡泡糖的最高境界，泡泡吹得大才是有本事！

    晚上睡觉的时候，依依不舍地挨泡泡糖从嘴里吐出来，在水管上洗洗，用银白的锡纸包起来——第二天还要接着嚼呢。一颗泡泡糖要嚼上三天，直到白色的糖变成了灰黑色才舍得从嘴里吐出来。不行，还没玩够，挨泡泡糖拿到水龙头上接水泡泡玩，直到泡泡糖变得硬硬的，再也没有一点弹性，唉，真呢玩不成了！一颗泡泡糖才会丢掉。

    没得泡泡糖的时候，就自已做泡泡糖吃。去农民的地里摘一把麦子，放在嘴里嚼啊——嚼，嚼成一团面，在水龙头下挨麦浆水洗掉，再继续嚼、继续洗去麦浆水，反复多次，一坨有弹性的面筋做成了，只是没有甜味——回家挤点牙膏在面筋上，清凉清凉、有股淡淡甜味，像泡泡糖了！只是，麦子做的泡泡糖吹不出大泡泡，只能在嘴边“扑——”地吹出一小个泡泡就吹通掉了。

    闵捷和闵彤平常不跟我们玩，黄嬢嬢偶尔会带着俩姊妹来电工房。有次黄嬢嬢从上海回来，带回了几颗贝壳巧克力。黄嬢嬢从马粪纸袋里小心地拿出巧克力——深咖啡色、半圆形，刻着螺旋纹，泛着轻微的光芒，精美无比。我们每人分到一颗巧克力。含到嘴里，巧克力香、滑、腻、甜，带着舒服的、微微的苦味，有种让人迷离、惊慌、非常不真实的感觉——世界上咋个还有这种好吃的东西啊？

    吃完巧克力，闵捷慢慢地说：“等我长大了，要天天吃巧克力！”

    我一下对闵捷无比崇拜起来。她居然敢有这样的梦想！！！太伟大了！这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梦。

    上世纪80年初，黄嬢嬢一家调回上海去了。闵捷留在了昆明工作。偶然间想起闵捷，至今她是我心里的一个英雄，当年那么小的她居然有那样一个无比的伟大和富足的梦想。